经过数个阶段的阐发与论争，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样态，虽然距形成兼具外在组织形式和在文化谱系上相对统一的中国学派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中国当前的国际身份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已愈发凸显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在众多应用古代经典思想进行理论阐发和创新的派别之中，“新天下主义”独具特色，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虽有分歧和研究侧重，但其“世界尺度”的政治理论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暗合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某些需要，作为一种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批判理论，无论是对中国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实践还是理论创新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理论面向

　　“新天下主义”的核心问题始于讨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安排，无论是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还是批评者，不外乎讨论“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世界政治理论应然如何”“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看待古代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再阐释方法”几类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导向和国际关系学科属性。

　　同“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合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阶段性成果一样，“新天下主义”也是对古代经典思想的再阐释，其思想根基是对传统“天下观”中等级制权力结构、同心圆式政治格局、朝贡体系历史实践的批判继承。这类理论有个共同点，即较少考据原本或经典思想本身的意涵，而是强调对“微言大义”的理解和与当代政治需要的结合。古代经典思想的价值在于对人性冲突根源和长期政治实践的深入剖析，这种具备时空穿透力的思考对于人类社会演进发展中的整体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恰当抽象而不是简单割裂理论与其思想传统产生的社会环境，是避免“两张皮”现象的关键。

　　“天下体系”系列理论在对西方敌友政治与失序社会的批判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扬基础上，以“天下”作为分析单元，使用“无外原则”“共在实在论”“世界政治尺度”“关系理性”“孔子改善”等系列概念，来实现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概念，通过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家—国—天下”的秩序框架来回应当代政治问题。“新天下主义”则强调一种来自古代中国传统而又作出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突出“去中心、去等级化”“新的普遍性构建”两个特点，是一种“对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双重超克”。这一理论重在对等级制权力结构的批判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建立，缓和了国家内部多民族冲突的情形，或在国家间或文明间冲突的情景下成为一种解决思路。“新世界主义”除了对“天下体系”中涉及古代思想继承的部分提出批评外，更多是基于当下政治现实，提出一种谋求告别文明中心论、走向跨文明对话和合作的文化范式，指向“兼收并蓄”“合众为一”的一种后霸权世界秩序。

　　虽然研究各有侧重，部分观点还有较大分歧，但均谋求对当前民族国家体系进行突破，通过“以天下观天下”来实现对全球化时代治理能力不足和冲突频仍的规范。尽管对其理想主义色彩和历史阐释潜在错位有诸多批评，但作为一种非西方地区的批判理论，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本身对理论创新也有重要价值。

　　理论发展

　　“新天下主义”在困境中不断发展，在回应中完善自身，在论争的衍生品中或可见真知。纵观对“新天下主义”理论的批判，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古代“天下观”真实性的论辩，二是当代“天下观”的实际意义为何，三是“新天下主义”的内在张力问题。

　　古代的天下主义是否存在？虽然“新天下主义”并不深究历史和经典原本写作的社会环境，但部分学者对中央帝国与藩属国关系的实际探析直接挑战了“天下观”的历史基础。如果“天下观”只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是制度规范，而在实践中并没有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准绳和共识，那么古今之间均缺乏实践上的共通性。所谓“无外”原则，则和等级尊卑的权力结构相抵触，而后者是基于同心圆权力格局安排的直接体现，直观而现实。传统“天下”意涵丰富，若只简单剥离部分概念用于理论创新，则需不断回应来自史实的挑战。

　　当代天下观的实际意义是展现理论对现实政治映射的重要方面，创设理论的企图并不止于构建一个哲学乌托邦。目前，阐发的概念和理论面向，高度关注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建构和民族国家合作困境两个难题。但就实践运用而言，由于问题本身较为复杂，如果只是通过设置新的国际政治议程和利用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塑造，还不足以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

　　未来指向

　　作为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构想，“新天下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国际秩序观的思考和演进密切相关，如若谋求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则还有两个方面要逐步深入。

　　一是理论本身创新的方法路径要更加严谨与多元。尽管史实挑战可能是规范理论同描述性史实之间的分歧，但使用思想史方式阐发和解释概念仍旧是避免理论与现实过度割裂的重要方法，对古代经典概念的创造性转化仍要理解其生发的历史社会环境。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已从“非西方”到“后西方”再到“全球南方”，多个类似中国学派的地方性知识逐步发展完善，各具特色的同时通过碰撞逐渐丰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内涵。

　　二是新的世界秩序构建需要多方长期政治实践支撑。尽管俄乌冲突以来民族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限度不断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大国博弈加剧、争议问题凸显的状态，但维系秩序和创制和平的实践从未停止。作为旨在解决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和善治问题的理论，“新天下主义”还大有可为，在跨文化交际和身份认同塑造中仍需发挥更多作用。这种认同和形象展示需要更加严密的底层叙事和宏观构想，才能够进一步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建构，不仅要弥合物质层面不均质发展带来的裂痕，更大程度上还要通过议程设置、观念重构和政治实践来实现认知和文明冲突层面的缓和。在理论方法和议题构建完善的基础上，古代天下观作为兼有理想主义“德化”和现实主义“武力运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将在“新天下主义”和未来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构想提供源动力。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