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迭代更新的数字技术催生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组织处理这些信息的注意力也随之成为一种稀缺的宝贵资源。注意力不仅是人类基于情感或理性认知满足自身发展的能力，也是基于信息涌现作出的各种选择。数字技术在加速社会运行节奏的同时，也在缩短和改变着注意力的持存时间与方式，一旦人类被置于技术装置之中，资本就会将人类时间转为网络时间，将注意力转为资本增殖的源动力，且形塑着生命唯有在经济活动中才能存在与发展的消费景观。因此，有必要从哲学角度讨论注意力的存在演变，从现象学角度探究注意力的时间与记忆构境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注意力经济赋能共同富裕，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注意力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

　　从先验综合到数字蒙太奇架构

　　注意力经济是探究注意力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运演逻辑，凸显主体与其客观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相互关联关系的根本规律，进而确立一种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构建的相关行为规范与运行准则。如果要充分理解注意力经济的运行逻辑，就必须厘清注意力的存在演变。注意力是主体通过自身感知构建的观看行为与视觉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以观看与被观看、意向与被意向、在场与被在场的方式在人类意识活动中逐级展开，而这种层层深入扩展的二元结构就构成了注意力的构境入口。此时，注意力构成注意的意向性，着力指认指向物、凝视物的同时也被物本身刺激，从而形成物对主体意识的支配与控制；与此同时，注意与注意之间的彼此投射力也建构起主体间性关系，这种关系借由抽象现实所座架的先验综合而实现。

　　“我看”构成了注意力经济的核心存在方式，主体不再通过感官经验的综合判断，而是以纯粹的“看”作为先验范畴来统摄、判断所体验到的事物。“电影—电视—短视频”的故事欲以叙事的方式刺激欲望，构筑完整的景观社会，成为影响人们“观看”的关键途径。故事欲是指人们喜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编织故事或传奇，用以记载历史与传播文化。新型的文化工业正是通过技术将虚拟的故事欲与消费欲进行连接整合，进而演变为一种世界级的工业活动。各类视听产品以故事欲传递商业价值观或深嵌生活方式，用美好的故事吸附着人类的注意力，并投射至现实世界，让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接受、认可影像世界。

　　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时代将个人感性经验的客观综合作用变成预先存在的数字化蒙太奇架构，并改变人们的意识与认知。主体在“我看”与“被看”的过程中构建了认识、了解、改造世界的中介装置，而这一装置就是数字时代的文化工业，它取代了个体源于生活经验的综合判断，成为人类面对世界的全新屏障。由此，注意力作为“我看”的主体性过程，以一种凝视的方式从外界获得对主体的自我认知，这一认知指向对文化工业与消费社会的认知。同时，注意力不再是主体自我决断、自我选择的单一结果，而是受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的主体复合型活动。于是，数字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在场的社会领域，人们徜徉在数字化蒙太奇的装置之中，通过“看”来认知世界、构建自我、决策消费。

　　记忆与时间的现象学构序

　　注意力是对特定信息项目的关注与投入，主体通过对信息项目的关注筛选和决定投入两个阶段实现注意力的分配与使用。这种筛选与投入必须基于对某种项目的兴趣或认可，所以注意力要捕捉的信息必须通过自我意识进行决断与评估，而这一关键在于记忆如何在意识中生成与显现。同时，注意力需要在时间中得以显现，人们需要以时间的形式来确保“观看”的有效性，因为时间包含了对记忆意识的保留方式与保存形式。从数码记忆与数字时间两个方面阐明注意力的构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注意力的现象学特性。

　　探究记忆在意识活动中生成、显现与意向的过程，是为了阐释记忆为什么会在意识活动中产生一系列的主观活动。斯蒂格勒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中的第一记忆（对当下意识的保留）与第二记忆（对过去事件的回想），提出第三记忆（不必借助本能或反思就可以确保行为与经验之重复的人工记忆或数码记忆）。而这一数码记忆在虚拟时空中构建起数字化的生产共同体：各内容电商在互联网建立超级市场，打造“商业—文化—娱乐”综合体，由此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各文化传播者借助平台与各类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数字文化产品，承载新的数码记忆；各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吸纳用户，创造出驻留注意力的各类影像作品、游戏产品；同时以网络技术进行布展，制造出全新的技术先天综合构架，并通过“聚集注意力资源—进行注意力分配—配置商品或文化资源”的逻辑，实现数字记忆的打造与数字生产共同体的构建。

　　数码记忆的技术综合改变了人类的自然时间，模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过程，让“实时”的数字时间成为新的时间存在方式。注意力经济的时间性是人类世界的有限时间性和网络信息流动的无限时间性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结果，注意力经济不仅用实时、共时的永久体验取代了工业生产时代抽象劳动的线性时间，而且从占用部分人的劳动时间转为占用所有人的实时时间。这种由全球用户和大众媒体“实时”构建的高度注意力，创造了资本增殖与网络传播的均质化时间，也创造了意识时间的超同步。现代信息技术再现了现实社会的生活场景及文化意涵，文化数字化建设将空间传播拓展为场景传播，将个人化的场景体验延展为在场的传播仪式，主体通过注意力的凝视感受着数字空间的参与感与沉浸感，潜移默化地接受数字空间的场景与运行。

　　优化注意力配置赋能共同富裕

　　根据西蒙的观点，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不仅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能够有效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的注意力也将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互联网之所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交换注意力的重要场域，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通过文本、影像、声音等视听组合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二是通过分发渠道捕获受众的注意力；三是为衡量注意力有效性和到达率提供多样化的实时反馈机制。

　　伴随着Web3.0、大数据以及智能算法的出现，用户的注意力变成一种稀缺商品。各类互联网平台从单向传播媒介转为用户交流反馈的公共空间，用户不再是被动的收听收看受众或消费者，而是成为平台内容的制作者、分享者与消费者。用户的注意力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的加持下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它们不仅是广告信息消费的目标，而且是消费者信息的来源。如果说信息流即流量决定了注意力资源的配置与流向，那么吸引注意力的能力就成为创造财富的途径，而如何通过信息流配置注意力资源就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如今的数字平台改变了传统的注意力配置方式，通过流量赋能注意力“贫困”的产品、人口与地区，并发挥注意力资源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从而助力共同富裕。信息流赋能注意力经济表现为一个全链条、多维度的创收机制。一是通过短视频内容生产、电商直播销售培训，培养更多信息、商品的“产销者”。二是通过打造区域网络达人、特色产品、文旅休闲等品牌，并将其与文化历史、人文非遗等进行故事欲包装，以吸引注意力，在进行数字人才培养、文旅宣传的同时，促进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三是通过直播带货等模式，改变部分地区在传统市场结构中的相对边缘地位，通过注意力资源的配置与引流直接连接消费者和地区生产者，打造“商品生产者—直播平台—终端消费者”的新型市场空间。注意力经济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有助于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就业岗位和形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最终赋能共同富裕。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数字文明有序发展，积极拥抱数字技术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并以此激发人的自由潜能与发展机会。作为数字经济表现形式之一的注意力经济，唯有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才能解决发展中的真问题，推动数字技术从“被物化”走向“人文化”、从“资本私有”走向“人民共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内核，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准则和道德基础，同时让智能技术成为数字社会中保障人民广泛、和谐、自由劳动的工具，从而构建起人类与技术的和谐关系，赋予人类文明全新的叙事逻辑。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