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是享誉学界、文史兼通的学问大家，他撰述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与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岑仲勉的《隋唐史》一样，一直是学界公认的经典。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有多种版本、发行数万册，激励代代学人投身中古史研究之中。而他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无疑，这些划时代的著作，堪称20世纪末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然而，王先生并非完全沉浸书斋的学者，他为促进中国唐史学术组织的建立，中日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筹备并出席学会成立大会

　　众所周知，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制定1978—1985年中国历史学八年规划，而具体行动体现在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当时全国有140多个单位280人出席，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制定落实中国历史学的八年规划”，而成立中国史的各种学术组织及各地区的史学会，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与会的唐长孺、史念海、胡如雷、张广达、沙知等学者颇受鼓舞，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此就有了1980年10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全国唐史研究会”动议的产生和具体实施过程。

　　从现在可以查找到的史料看，作为国内顶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者，王仲荦先生虽未出席上述会议，但对随后将要成立全国性的唐史研究学术组织应该是了解的。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与王先生共同参与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并成为最好的朋友。成立全国唐史研究学术组织，必须联系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此唐先生率先联系王先生应没有问题。这可从王先生写给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的信件得到验证。这封写于1980年5月4日的信件记录了当时史念海教授约唐长孺、王仲荦两位先生，以及陕西省科学院的一位同事在北京开了一个小会，通报已寻到五六千元经费，七八十人参会没有问题，并准备于当年10月或1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招待所举办成立大会。可见，在学会成立大会筹备过程中，作为筹备工作的核心人员之一，王先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参与发表意见。而在此之前，王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方面也有频繁的交流联系。40多年过去了，在全国唐史研究会成立问题上，王先生和史念海教授、唐长孺教授、郭琦校长互动交流，为会议的筹备不遗余力，并最终促成会议的顺利举办。

　　1980年10月23—30日，“全国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隆重召开，王先生为大会提交了《〈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论文。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72个单位唐史工作者83人与会，和唐长孺、史念海等先生一样，年近古稀的王先生也是参会者中年龄较大的学者。史念海教授在开幕词中提到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都有人参加具体的筹备工作。也就是说，以王仲荦先生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曾献计献策，为大会如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期间，王先生不仅宣读自己的论文，还参与全体大会和小组讨论等环节。在会议最后阶段，王先生被大会选举为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并最终当选为学会副会长。同时当选副会长的还有史念海、吴枫两位教授，秘书长为黄永年教授。

　　众所周知，1980年之前，全国专门从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并不多，即使有心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受大环境的影响，能够出版专著或发表多篇论文的人也很少。而王先生1961年就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随后又有多篇论文发表在《文物》《文物集刊》等杂志上。王先生之所以当选为唐史研究会副会长，和他唐史研究卓越成果积淀、长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教学工作、参与二十四史中“南五史”点校，以及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分不开。受大会理事会委托，王先生代表理事会致大会闭幕词，他总结成立大会取得的成就，并感谢为大会顺利举办作出贡献的单位。

　　会议期间，王先生应邀参观位于陕西师范大学校园附近的唐慈恩寺大雁塔，史念海教授亲自作陪，并合影留念。会议研讨结束后，举办方还组织与会者前往敦煌考察，王先生也欣然前往。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出席并主持唐史研究会年会

　　全国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顺利举办，吹响了国内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新号角。到了1981年5月，学会领导商议决定举办第一届年会。7月初学会秘书处为会员寄送会议通知，告知11月中旬在扬州举办学会第一届年会。当年的11月11—17日，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江苏扬州召开。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代表80余人出席会议。唐长孺会长因要接待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之故未能与会，全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王仲荦、史念海、郭琦，秘书长黄永年等与会。王先生提交了《大唐帝国末日的挽歌：韦庄诗篇》论文。有关这次年会的筹备情况，唐长孺会长与黄永年秘书长往来信件有所提及。这次大会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深入探讨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学术问题。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考察了扬州唐城遗址及扬州出土的唐代文物，参观了唐鉴真纪念堂等。而据郑学檬教授回忆，在会议间隙，王先生和浙江籍的齐陈骏、徐连达、杨廷福、郑学檬、叶哲明等8名学者欢聚一堂，大家戏称他们是全国唐史研究会的“浙东学派”。王先生为浙江余姚人，解放前辗转各地，20世纪50年代初到山东大学任教，他很重视同乡情谊，故而和与会的浙江籍学者重续乡情。

　　此外，从秘书长黄永年教授保存遗留的会议照片看，史念海、王仲荦两位副会长全程主持大会报告，郑学檬先生曾受大会委托主持会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殊的交通条件和时空环境下，一般学术会议持续时间都在一周左右，其中有学术研讨，也有文物古迹考察，如此使得学术会议内容丰富充实。扬州会议期间，王先生还和此前老友祁龙威先生见面话旧，谈及抗战初在上海旧事，并题写《与禹书话旧》诗；王仲荦先生夫妇还应邀一起游览焦山，与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扬州师院祁龙威先生合影留念。

　　1983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四川大学隆重举办。出席会议的有全国57个单位的78位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交流唐史研究的心得和经验，选举新的理事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唐史研究会”改称“中国唐史学会”。王仲荦夫妇全程参与会议，提交《〈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论文。

　　年会召开之前的10月24日，中日唐史学者在四川大学小会议室举办座谈会，参会的日本学者有明治大学堀敏一教授，以及菊池英夫、日野开三郎、松井秀一、谷川道雄、西川权子、船越泰次、渡边信一郎、金子修一、东晋次、高桥继男、大野仁、妹尾达彦、榊良14位学者。参会的中国学者有名誉会长郭琦，会长唐长孺，副会长王仲荦、史念海、吴枫，秘书长黄永年，以及缪钺、金宝祥、宁可、王永兴、胡如雷、沙知、胡守为、袁英光、李必忠、曹尔琴、郑宜秀、卢开万共22位学者。

　　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10月29日开幕，唐长孺会长致开幕词，大会共收到论文64篇，涉及唐代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会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两个环节，与会者讨论交流、各抒己见，加深了友谊，会议持续到11月2日结束。会议选举王仲荦、史念海、吴枫、胡如雷为副会长。王先生连任学会副会长。和成立大会一样，王先生仍致闭幕词，他特别指出，日本学者与会并参与学术交流，增进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友谊团结，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当时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的景蜀慧教授公布的照片看，会议结束之时，具体筹办这次学术年会的四川大学缪钺教授，召集当时在学的研究生们和出席会议的史念海、唐长孺、王仲荦、黄永年四位教授合影留念。小小黑白照，弥足珍贵！

　　也就在学会第二届年会之后，王先生夫妇于1984年5月赴日讲学。他先后在东京大学、山口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作学术演讲。日本学界十分重视王先生的参访讲演，并且予以高度评价。郑宜秀《王仲荦教授东京讲学述略》一文，翔实记载演讲及日本学界的动态。作为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到访日本诸多大学并作学术演讲，既是对日本学者出席中国唐史学会学术研讨会的一次回访，也是对双方交流方式的一次新尝试，当然也扩大了中国学界在日本的学术影响。

　　推荐人才、参与学会学术活动

　　1984年4月，在出访日本前夕，王先生曾给南开大学杨志玖教授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开出来。当时面临硕士毕业的张国刚和王先生联系，表达希望报考博士的意愿。其实，之前他们在唐史学会年会上已有接触，王先生非常赞赏张国刚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史学才华。鉴于当时一些特殊情况，王先生直接给张国刚的硕导杨志玖写信，赞许张国刚的才华和研究潜力，进而谈到他不能招收张国刚的缘由。

　　可能这封信件也是促使南开大学方面及杨志玖先生最终录取青年张国刚进入博士生阶段的缘由之一。张国刚不负众望，两年后就出版了《唐代官制》一书，后来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唐代藩镇研究》也很快出版。这两部书已成为唐代官制、唐代藩镇等各自领域的经典之作。后来，张国刚本人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第五任会长（2004—2011），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从这封信也可看出王先生没有任何私心，只有对优秀人才的爱护和提携。

　　1986年5月，由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在风光秀丽的湖北省蒲圻县（现改名赤壁市）陆水湖景区，举办“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期共4天。时任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的胡戟教授告诉笔者，这次会议年高德劭的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联袂出席，使80多名与会者精神振奋，会场气氛活跃，探讨问题很深入。只是会议期间王先生感到身体不适，提前离开去武汉住院诊治，随后又匆匆回到济南家中。返回山东大学几天后，就在6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所讲，唐先生的学生们闻讯不敢告知老师。当唐先生获知老朋友去世的消息后，多有自责，不胜悲痛。中国唐史学会同仁亦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哀思和悼念。学会秘书长胡戟先生专程到济南看望王先生遗孀郑宜秀女士，并在《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7期上，刊发“深切怀念王仲荦、熊德基、杨廷福先生”的通讯，并刊登郑宜秀女士撰写的《悼念仲荦》文章，表达全体会员对王仲荦先生深切的怀念之情。

　　王先生去世后的1988年，他撰写的《隋唐五代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先生对隋唐史研究的诸多独到见解为更多的学人所知晓。然而，王先生逝世已近40年了，他在中国唐史学会初建时所作贡献，现在只能从《唐史研究会会刊》《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等材料中了解点滴。所以，应查找更多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王先生为中国唐史学会初创所作贡献，彰显王先生对唐代学术研究事业的热忱。故笔者抛砖引玉，期待看到更多这一时期王先生学术往来书信，与其他学者交游回忆，以及一些口述史料等，为探讨中国唐史学会初创时期诸多问题提供更多依据。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