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地处我国河西走廊、长城一线，即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汉初，居延地区为匈奴所控，西汉名将霍去病两征匈奴后，汉朝于公元前111年接管居延南部地区，并设张掖太守对该地区进行统治。公元前102年，汉朝又在张掖郡北部设立居延郡，自此，整个居延地区纳入汉朝的疆域。直到东汉中后期，随着羌人势力的兴起，居延才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在两汉王朝统治的200余年间，伴随着内地移民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活动，居延地区产生了大量的简牍公文书。

　　居延汉简的发现

　　我们现在常说的“居延汉简”，是指1930年以后在居延地区经三次大规模考察出土的各类简牍。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地区进行考察时，在汉代烽燧遗迹中意外发现了1万余枚埋藏了近2000年的汉代简牍。1972—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再次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迹进行深入考古挖掘。此次考古活动共计出土汉简2万余枚。为了与20世纪30年代的汉简进行区分，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世纪交替之际（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在第三次居延遗址考察中发现汉简500余枚，并将之命名为“额济纳汉简”。

　　居延出土的三批汉代简牍共计3万余枚，制作年代自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至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历时200多年，但更多的是集中在西汉宣帝至东汉光武帝期间。由于三批汉代简牍均在额济纳地区的汉代遗迹中出土，且形制相近、文字内容类似，因此被统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形制与内容

　　虽然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用于书写的纸张，但受限于其高昂的生产成本，直到东晋时期，简牍作为日常的书写材料仍被广泛使用。简牍是竹简、木牍的统称，而简与牍在材质上存在明显差别：简为竹制，牍为木制。与多用松木和柳木制作的内地简牍不同，居延汉简主要以胡杨、柽柳为原材料。这是因为额济纳地区多产胡杨、柽柳，故简牍制作者就地取材进行制作。由于西北地区不产竹，因此居延汉简中竹简极其罕见，仅有的不到1%的竹简也很有可能并非当地制作，而是从内地输入而来的。

　　居延汉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公、私文书及少量典籍、历谱等。其中公文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往来形成的具有明确收发关系的文书。二是记录有关政府事务的各种簿籍。私人文书主要是商业契约和私人书信。居延汉简中的书籍包括《算术书》《九九术》《仓颉篇》《急就篇》《论语》残篇等。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除日、月干支外，还记载了有关十二建除日的占术内容。

　　居延汉简记录的边疆数据

　　汉武帝时期国力日益强盛，汉初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显然已不能有效维持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的运作。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日益确立起来。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央权力逐渐延伸到基层，甚至包括居延等边疆地区。但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汉朝，如何对千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施行切实有效的统治？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外，还需倚赖当地政府翔实的数据统计，才能因地制宜实施正确的统治策略。

　　汉朝边疆地方政府进行的数据收集主要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首先，在对经济领域的信息掌控方面，汉朝通过编户齐民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政府收集个人财产数据的权力，从而将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数据（人口与土地）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的统治策略同样也被用于居延地区，通过居延汉简中的各式名籍可以清楚得知。

　　根据名籍中对当地人礼忠和徐宗的记载，礼忠当时的爵位为公乘，年龄30岁，有未成年男仆2人、马5匹、住宅1座、成年女仆1人、牛车2辆、田地500亩、轺车2辆、牛2头，家产共计15万钱。与礼忠相比，徐宗稍年长，为50岁，在爵位上同为公乘，虽然人口多，有妻子、孩子以及弟兄等，但土地只有50亩，家产远不及礼忠。虽然居延汉简中的名籍并不能视为汉代户籍的标准格式，但是其记录的前述有关户主人身及财产的信息，足以证明汉朝政府为了确保税赋的征收，必须对臣民的财产进行详细且严格的登记。

　　这样详细且严格的大规模信息收集也被用于汉朝的商业领域。被称为汉朝政府经济政策代言人的桑弘羊始终认为，相较于民间的经济主体而言，政府对商业领域的管理更具社会责任感，且政府在数据收集层面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上确保商业稳定发展。显然，桑弘羊的设想非常务实，但如果政府不能从技术手段上确保对民间经济数据的掌握，则极易产生影响经济发展的弊端。从居延汉简记载来看，当时的汉朝边疆地方政府已经通过相关部门，对核心经济物资的生产与运输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

　　居延汉简对粮食价格的记录最为详细。将相关简文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在汉朝边境地区不同时期1石粟的价格分别有195钱、110钱、103钱、85钱、约79钱、约77钱等多种情况。虽然有关麦的价格记载并不多，但仍可见在战争特殊期麦价飙升到1石1200钱的记录。居延汉简中还有关于酒价的记录：“酒二石三斗直四石六斗”“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前者所记1石酒价值2石粮食，后者所记的酒价为1石酒130钱。而在20世纪70年代肩水金关出土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中记载了当时的酒价为140钱1石。

　　汉朝政府除了在经济领域收集各种数据以外，还详细记录了军队的各种信息。1974年8月出土的《甲渠吏廪食簿》中详细记载了吏员的姓名、职务、所属隧名、某月口粮、领谷数量、领取时间、是自取还是别人代领等内容。汉朝政府通过前述详细的记录，可以充分掌握士兵一天口粮的消耗，对于后勤物资的调配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样，作为作战、通信手段的马也在汉朝政府的强力管控之下。居延汉简中有“马五匹二万”“马一匹五千五百”“马五千三百”等记载，这都充分说明汉朝政府对边境军事情况的掌控。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从居延汉简的记录可以看出，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是汉朝中央政府治理基层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与我们今天的政府数据收集、数据管理理念不谋而合。政府数据收集是政府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的逻辑起点，也是政府数据价值实现的重要领域。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自此，政府数据收集被赋予了数据资源储备的艰巨使命。2023年10月25日，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数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不断完善政府数据收集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充分挖掘数据的资源潜质，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之策，也是新时期体现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