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周因于殷礼”。那么“殷礼”(礼即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祖先崇拜和帝神崇拜。
祖先崇拜,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化现象。以前,不少学者企图通过解释甲骨文中的“且”(祖)字,揭开这一崇拜文化的内在秘密,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如据唐兰先生考证,“且”本指切肉的木墩子,因声假借,才做了祖先的祖字。因此就这个字本身而言,是看不出多少神秘的意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殷商时期没有存在过对祖先神的种种神秘认识。祖先崇拜脱胎于图腾崇拜,图腾崇拜至少有两个功能,即生殖功能和始祖神功能,祖先崇拜也基本如此,殷人十分重视对生育神的祭祀,他们的“高媒神”(司掌生育的神灵)就是女始祖简狄。这种生殖崇拜现象反映了殷人对“人的生产”的自觉,对族类存在的认识,它是由图腾崇拜向祖神认同转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祖神崇拜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对传说中的先祖功绩的神化;一是从图腾神观念中分化出来的始祖神观念。前者提供的是历史的根据,后者提供的是思维的根据,用后者加工前者,即把图腾信仰中充当自然、氏族、个人之生命关联的中介物——图腾神变成祖先,便形成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神崇拜。祖神崇拜作为一种纯文化现象,摆脱了人们认同于某个神化自然物(图腾)的思维模式,而直接认同于先祖。只有这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他们信靠祖先,事无巨细都向祖神祈祷,希望从它们那里得到帮助,获取丰年或战争胜利等。这实际上是企图通过祖先神来实现人对自然的支配。因此,在祖先崇拜的宗教形式中,祖先神只不过是一个价值转换体,人们通过与超验世界中祖神的关系,便可以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自身存在的依据和自身存在的方式。祖神作为人间的代表,实乃人类本质的体现,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过程。
在殷人的观念世界中,帝神的作用巨大。帝观念的形成,与祭祀活动的内化有关。甲骨文帝字通禘,禘本为祭祀形式之一种,它与燎祭等其他祭法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如被文字学家释为祭祀道具——燎柱的“示”字,在殷人的祭祀占卜中,既可以指天神,又可以指地祇,还可以指先公先王,是这些神灵的“通称”。这表明殷人在不断的宗教实践活动中,逐渐发现了不同诸神所具有的同一性,把这种“通称”的祭祀形式内化为人的观念(一种关于诸神的共相),就为帝神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维的依据。然后,再借助于地上王权的摹本,和方国联盟政体的需要,便创造出了不同于祖神的,诸方国都能接受的统一至上神。它是一种“共相”,因而可以被赋予极大的权能;但由于它的非具体性(像祖先、山河等神祇那样),它几乎得不到人们的享祭。而且,由于殷人根深蒂固的祖神崇拜观念,帝神的无法预知的威力的作用往往只被限制在自然领域,成为自然诸神的首领。然而它的产生却丰富了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识,是人们企图把握客体世界之统一性的初步尝试。
祖神与帝神的关系十分复杂,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以超验的形式反映了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的原始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缸,其腹部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画面。画面的左边画有一只肥润丰满的鹳鸟,身体呈椭圆形,长嘴圆眸,昂首挺立,并微微向后倾斜,嘴叨一尾大鱼。画面的右边以棕色勾画出一柄直立石斧,笔法古拙苍劲,显示出石斧及木柄的质感和量感。这是一幅极富意味的原始绘画。如果我们把左边的鹳鸟衔鱼视为纯粹自然力的表现,那么右边的那柄直立石斧显然是人类力量的象征。它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殷商时期的祖神崇拜和帝神崇拜的文化现象看,这个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文化关注的焦点。透过曲折复杂的宗教形式,我们可以窥视到殷人对自然的极大兴趣。他们对自然诸现象的卜问,无疑为人的认识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周灭殷后,人们的这一兴趣并未能被很好地保持下去。周公出于政治的需要,靠把祖先道德化和纳德于天的方式,以天命赏善罚恶、天命德延的思维路线,将至上神发布命令和自然界发生风雨晦明的根据,大部分地转嫁到了人的身上,行为的好坏成了人之命运好坏的基础。因此,人们便渐渐地把自己的兴趣从广泛的世界中收敛回来,集中到社会人事,特别是自己身上,以企用自我的德行上配天德,形成了人与道德之天的合一。先秦儒家虽然并不十分赞成西周天命神学中的赏善罚恶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修己,强调通过人的道德行为,与社会达成和谐一致,如孔子纳仁于礼,孟子纳天于性等,这就更加从哲学的高度强化和发展了周公思想的基本精神。
ISBN:9787522737911
定价:98.00元
2024年6月出版
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周易经传研究》《周易与人生》《易学与儒道哲学》《孝:生生不息的爱心》等专著多部。
本书围绕祖、帝,德、天,仁、礼,性、命四对范畴,运用唯物史观、范畴解析、结构主义等方法,从发生学的视角,对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天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本书对于发掘儒家思想根脉,梳理早期儒学特质,进而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开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探源中华文明基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