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锦军教授的《合作治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以下简称《合作治理》）一书，面对当今中国在社会治理中的复杂挑战，以合作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框架。该书立足中国本土治理的实践，结合合作治理理论中的多维视角和国家社会相互赋权的理论视角，展示了在中国情境下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合作治理理论的脉络与创新

　　合作治理理论自20世纪末提出以来，一直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主张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达成治理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能。在政治学理论中，米格代尔（Joel Migdal）、科利（Atul Kohli）和许慧文（Vivienne Shue）主编的《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第三世界的支配和转型》一书中，学者们提出了均衡的“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的视角，以替代原有的主张国家社会之间零和博弈的国家对抗社会（state-versus-society）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国家权力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环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能够相互赋权——国家与社会间的某种互动能够使双方的权力都得到增强。《合作治理》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析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适合中国治理实践的“赋权—吸纳—嵌入”模式，从而揭示了如何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协同互动实现良性治理的具体机制，尤其是丰富了前述研究中对具体机制的讨论。该书指出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平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使双方在动态的协同关系中实现相互增益。

　　书中提出的赋权策略特别强调通过资源分配和政策扶持赋予社会组织自主性并加强其能力，使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嵌入机制则通过将政府嵌入社会的关键领域，以保证社会治理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从而使政府在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仍然保留对治理目标的控制。这一治理策略不但回应了当前中国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也为合作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应用范式。

　　政府角色的多重定位与角色转型

　　传统的层级制政府在治理中通常是以监管者和执行者的姿态出现，而该书提出，现代合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已从单一的监管者转向赋权者、协作者和支持者，强调对政府角色的多维度分析。通过分析中国不同层级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差异，该书指出中央政府应着重于宏观的政策规划，而地方政府则需在实际操作中把握好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多维视角揭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微妙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角色转型策略。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它承担了政策执行的主要职能。作者认为，地方政府不仅要具备政策执行的能力，还要具备组织社会资源和协调多方关系的能力。以“协作/协同”“合作生产”等词汇来描述公众参与，不仅仅指社会力量与国家的合作如何强化国家权力，还进一步讨论了有效的国家机构又可以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环境——这一点往往为之前的研究所忽略。《合作治理》一书提出地方政府应通过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激发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模式。

　　危机治理中的“模糊性合作”

　　该书针对危机情境下的治理需求，提出了“模糊性合作”这一创新性概念。传统的治理模式多依赖明确的角色分工和层级化的组织结构，但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这种模式的僵化和滞后性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危机需求。通过对多个危机治理案例的分析，该书指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政府和社会组织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非结构化的互动模式，即模糊性合作。

　　模糊性合作概念的提出，为政府在资源紧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赋予社会组织更大的自主权，使之在危机应对中快速发挥作用留出了理论空间。同时，政府在适当放权的基础上，通过非正式的合作机制保证危机治理的统一性和高效性。这种模糊性合作模式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合作治理可持续的基础：互惠机制与制度设计

　　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对彼此资源和能力的依赖性，使得双方形成了互惠的资源关系，这种互惠关系使合作治理能够在不同情境下持续和高效地运转。书中通过多个案例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及其对合作治理的影响。作者提出，通过在资源配置上实现双方的互惠依赖，政府可以增强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力，而社会组织则可以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触角来辅助政府的治理职能，使得合作治理具有可持续性。该书不仅揭示了合作治理可持续性的内在逻辑，也为资源匮乏环境下的公共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参考。

　　书中提出，保障合作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制度设计：合理的制度可以规范和引导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行为。该书提出政府在制度设计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激励机制，增强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积极性；二是构建多层次的沟通平台，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交流互动；三是完善监督与评估体系，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和优化。这些制度设计的建议，为中国的合作治理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同时也丰富了公共管理学中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内涵。

　　总体而言，《合作治理》通过较为细致的理论建构和丰富的案例分析，将合作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拓展，特别是针对中国特殊的治理结构和社会环境，提出了多维度的合作治理框架和创新的治理概念。通过引入“纵向横向网络”“模糊性合作”等创新性概念，该著作展示了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些概念结合了国内外合作治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情境，成功地为合作治理理论增加了多维视角。尤其是“模糊性合作”这一概念，为应对危机情境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为合作治理理论提供了新视角。

　　《合作治理》对合作治理理论形成了一定的补充，也是一部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参考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实现强社会、强经济、强国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当然，书中一些概念有待进一步辨析，如“模糊性合作”，在更深层次的逻辑可能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不完全合同”的体现，这种合同的不完全性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被放大，凸显了合作的模糊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