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故事流传中，一直以男性记录为主，直到近一百多年来才略有改观：19世纪末期开始，从《中国童话》（阿黛尔·玛丽安·菲尔德搜集以潮州女性讲述的故事）到《巧女和呆娘的故事》（1933年娄子匡汇集），再到第一本故事家专集——朝鲜族女故事家的《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采录者裴永镇，1983年）、《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白凤凰——李明故事集》《孙家香故事集》《故事婆讲的故事》《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及辽宁喀左蒙古族女故事家金荣、宝香、乌日娜和汉族故事家高延云的故事集的众多故事合集、“中国民间文学大套集成”工程中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卷本及内部资料中关于“她们”讲述的和关于“她们”的故事陆续出版。随着女故事家被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逐渐从对女故事家的研究推进到对故事性别叙事的研究，进而发展为对女性故事家与其所演述的故事中女性形象形成之间关系、研究者对故事的阐释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的探讨与阐释。

　　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始于对故事家性别的关注。以民俗学家乌丙安、故事学家刘守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故事家性别与故事传承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历史文化和个人经历决定故事家的讲述内容、故事的功能等，故事家性别的影响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因素，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故事家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故事传承方式的差异，如中国男性故事家较多而日本女性故事家偏多，中国的男性故事家偏向于社会传承，女性故事家偏向于家族传承等。但山东女故事家王玉兰、胡怀梅，湖北女故事家孙家香等也展现出与男性故事家相同的、在较为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传承故事的特点。因此，刘晓春通过对孙家香故事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书面文化的传统其实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民族文化大传统与个体经历而非性别塑造了女性故事家的故事讲述。

　　江帆通过对地域性的女性故事家群体进行研究后认为，她们的故事在文学风格和审美特征上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色，从而肯定了女性独特的审美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对故事讲述行为的规范作用，并形成了女故事家基本以家庭为轴心、在家庭内部的同性间传承和集散故事的类型、其讲述题材和女性生活方式与内容相接近等特征。女性细腻感性的情感体验也体现在故事讲述中，女性故事家善于运用活的语言并塑造地域文化背景下特殊的人物形象群像。故事的诗意美是江帆研究的重要内容，继刘守华等学者以全国女性故事家为整体研究对象后，将地域性的女故事家作为研究对象，在路径上也由故事讲述的历史文化研究向故事的文学性研究转换。

　　以上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主要从民间故事的价值与功能角度，对女性故事家的讲述在伦理道德传统、地方传统的传承与守护方面的贡献有着积极正向的评价，且对故事家的日常生活研究显示，孙家香等人的故事讲述更侧重个体情感的表达与宣泄而非控制与权力。江帆等人对女故事家的讲述内容、讲述风格、传承特征等的研究，也与西方民间故事女性主义研究着力于性别对立的“硝烟弥漫”相区别，是具有中国民间故事诗性特征的审美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奠定了中国民间故事性别研究的基调：中国民间故事无论是从讲述人还是讲述内容上对于女性的声音都持有一种平和的态度，通过对故事所具有的诗学特性进行探索，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更偏重于性别中立而非性别对立。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潜在共识，从歌谣中发现乡村妇女、借故事将妇女问题从思想文化层面推到政治问题的前沿，同时也将妇女问题与民族崛起相关联。由于研究对象从伊始就是从“她们”的讲述切入，所以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起步虽晚于欧美，但明显区别于欧美始于对佩罗、格林兄弟等“他们”的写作与讲述的研究。中国故事中更多巧女、白娘子、祝英台等具有智慧、独立自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80—90年代被发掘与阐释。

　　21世纪以来，逐渐有女性学者对巧女故事、孟姜女传说、田螺姑娘等经典民间文学作品从性别视角进行再思考。如康丽、祝秀丽、王均霞等女性学者对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旨在强调女性在故事中以逆向表达的方式强调对社会现实运行规范认同而非反抗的真相。这些思考颠覆了传统的民间故事人物形象研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认知。这一阶段的解读所具有的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者，再到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颠覆性与反思性本身正反映了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成果：女性不仅在生活与生产中具有与男性同样的身为“人”的权利，在精神生活中也越来越具有自主意识与质疑精神。

　　近代中国民间故事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始于倡导男女平等、追求国富民强的政治环境之中。无论是讲故事的“她们”，还是研究“她们”的“她们”，都是复调的。因此，中国民间故事的性别研究不仅是研究讲故事的女性与故事中的女性，也需要辨析、挖掘女性讲述的形成与故事在传统价值观念与时代意识形态之间博弈而形成的艺术和审美，是对故事原创性、典范性与历史穿透性的阐释。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和家庭生活模式，决定了中国女性既不是完全受到父权制奴役的弱者，也不是完全平等于男性的对话人，她们既进行人口的生产，也进行养蚕织布等经济生产活动，因此成为在平等与抗争中不断调整的“钟摆”。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大量既独立自主，又重视家庭的女性形象，便是在这样的男女关系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

　　近百年来，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模式，同时也改变了女性对于生育、生产的观念，在精神生活中也就更加要求独立思考、质疑传统、追求更加平等的男女关系等。21世纪以来，对民间故事的性别叙事进行的批评，正是在传统中表达女性新的时代需求的方式之一。因此，在女性追寻独立、平等、自由、理性的成长道路上，民间故事研究，既需要有故事学的经典研究范式，更需要性别视角的加持，才能为“她们”的讲述和倾听“她们”的讲述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审美阐释，从而让经典更加符合时代精神，也能够厘清女性的价值定位，促进女性的自我认知，在新的时期能够更好地讲述符合时代需求的“她们”的故事，更好地提升民族的精神气质，更深入、更全面地讲述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