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以下简称“元青花”）以幽靓碧蓝的色料，质坚色明的胎釉，色艳线纤的装饰，共塑了其奔放雅静的文化张力。元青花是历史上中国向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及欧洲等地输出的重要全球性商品，也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与载体，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据显著地位。全球代表性的博物馆内均有元青花瓷的身影，如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

　　青花钴料的提纯工艺是元青花得以成熟的关键要素。典型元青花呈色主要有鲜蓝和灰蓝两种，其纹饰色浓而不艳、浓淡不一，下笔浓重处有铁褐色黑斑，侧视发锡光或铁锈色。元青花的着色剂主要是一种天然钴料，是一种以CoO、MnO2和Fe2O3 为主要成分的复合矿物质，所以元青花呈现的蓝色不仅是氧化钴的着色效果，而是钴、锰、铁等元素融合的结果，钴中锰、铁、铜的比例及其包含的硅、钙、铝、钾、钠、铅、镁等成分的比例差异，均会影响到元青花的呈色。

　　潘文锦研究认为，在青花料呈色方面，青花用料的组成情况影响最大，又应该以钴料的含量为主，因为钴料纯度与用量不但关系到彩料呈色的浓淡，也关系到成本的高低。他还提出 Al2O3在青花料中不但能调整其烧成温度，还能减少青花料的流动和笔路不清的弊端。熊露等依据考古文献、出土标本和模拟实验等途径考证，得出元青花瓷主题纹饰创新应用了钴料提纯工艺，而辅纹则采用了杂质较多的原生钴料。

　　上述研究结果与元代有关选矿料设色的记载和传统考古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如《南村辍耕录》记，“凡合用颜色细色：头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浅中青”；《竹谱》记，“入清胶水研淘，分作五等”。这些书中清晰地记录着元代国画择选矿物色料的情况。结合国内外遗存的元青花和景德镇窑业生产情况，彼时景德镇元青花料应是创新应用了钴料提纯工艺。江建新通过对景德镇出土的元青花进行分析指出，落马桥、湖田窑窑场在生产官器的同时也生产民器，官器色泽鲜蓝，纹饰精细，非民器灰蓝可比，显然官器采用了新技术。这与史料记载“有命则供，否则止”的情况相吻合。从外观色泽、内在肌理、遗址遗存、生产制度等方面来分析，元青花的青花料应创新应用了提纯工艺。

　　传统胎、釉原料配方的创新性发展是元青花得以成熟的根本要素。元青花之所以能满足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审美需求，其核心在于景德镇率先稳定地掌握了“二元配方”的制胎技术，同时又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完成了传统“钙釉”向“钙碱釉”的创新转变，使釉的高温流动性得到了更好的控制。这两项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运用，使得青花料较以往得到更高效承载与充分表达。

　　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尧成等对景德镇胎釉成分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胎是由高岭土和瓷石配制而成。刘新园等古陶瓷专家补充该观点，认为“最晚在元泰定年间，但不会早于元初”；郭演仪指出，元代景德镇瓷胎中加入10%—20%的高岭土，这标志着制瓷技术的进步。李家治、吴隽、游恩博等学者赞同上述观点。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等业界权威书籍亦采用了上述观点。而为何元代景德镇开始规模使用“二元配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内因，高质量洁白的瓷胎更有利于蓝色的表达。罗宏杰等从视觉原理上指出：“瓷器胎和釉自身的白度对于器物整体外观的白度有着重要的影响。”莫云杰等从科学理论上阐释，“二元配方”瓷胎中Al2O3含量更高，粒度更细，莫来石发育更完全，烧成温度范围拓宽、瓷胎强度增加、不易变形，生产上更易于控制，在生产上具有重大的技术意义。童冬生等则从工艺上提出，彼时瓷胎原料的炼制采用了更加精细的“水澄法”以提高其性能，是元代景德镇制瓷技术革新中的一大创举。此外，加入天然钴料的青花瓷，其烧造温度需要在1300℃左右，瓷胎只有在加入适量的高岭土后才能达到此温度。

　　二是外因。刘新园、曹春娥等学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元代疆域覆盖西亚和东欧，所以，制作大量适应当地生活和审美文化需要的大型青花瓷器，成为一种具有和平象征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活动。因此，至元十五年（1278）元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并遣派大批磁州工匠来此加强制瓷力量，并将高岭土官化。

　　在釉料方面虽然其成分组成较为稳定，但由于原料来源、瓷胎及其他工艺的变化，致使景德镇历代釉的特性呈现一定的波动现象。吴隽等通过对景德镇历代青花瓷的胎、釉化学组成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时期釉中碱金属氧化物的熔剂作用明显增加，形成了与前期钙釉性质不同的钙碱釉，热稳定性得到增强。吴军明通过对景德镇唐至元瓷釉技术的研究提出，元代“‘钙碱釉’的创新应用是瓷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弥补了早期石灰釉在高温下，黏度小、釉层薄，青花色料在高温下烧成时易于扩散的问题”。元代在钙碱釉配制及应用方面的成熟，使得釉的高温黏度、流动性得到更好控制，烧成温度也变得更宽，从而更加有利于釉下彩绘细线条的表现，这为元代景德镇瓷业引入北方磁州窑和南方吉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釉下彩绘技术的创新性应用是元青花瓷得以成熟的必要因素。在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历史中，元代之前主要致力于青瓷、白瓷和青白瓷等单色釉瓷的生产，相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中仅见少量的点彩装饰产品。可见，元代景德镇窑场的当地工匠在初次尝试绘制青花瓷器时，是缺乏相应的基础的。

　　学术界关于元青花釉下彩绘技术迅猛发展原因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受到磁州窑和吉州窑的影响；二是受到西亚及伊斯兰化国家盛行的细密画影响；三是阿拉伯工匠直接参与了生产。上述影响在青花料和胎釉等技术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通过对其他姊妹艺术的创新性应用呈现给世界，这应是青花瓷成为世界各大代表性博物馆中“贵宾”的原因之一。刘新园通过分析景德镇元代遗址出土器，认为元代景德镇的釉下瓷绘技术是直接继承磁州窑成熟的瓷绘技法的。陈殿通过纹样对比法指出，景德镇元青花创新了在线条内外的轮廓范围填色的技法，增强了其艺术表达效果。尤其是元青花中披肩纹饰中的子母线双勾技法，明显脱胎于磁州窑、吉州窑墨线单勾技法。

　　元青花在空间处理上大量运用开光手法进行装饰，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朱诣等通过梳理景德镇元青花开光装饰内纹样布局，得出景德镇在吸收外来纹饰的基础上，创新了同光同类异象式、同光同意异象式的开光技法，丰富了景德镇元青花的语言表达。也有学者指出，景德镇元青花彩绘技法是一种吸收创新了西亚细密画技法的本土化表达。而2012—2015年景德镇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墨书八思巴文碗与20世纪80年代在景德镇元代窑址发掘出土带“□宅端午置”八思巴文字样的元青花碗，表明当时景德镇元青花的创新发展中有蒙古人或其他外来匠户的直接参与，这可以与《元史·忙兀台传》等元代文献中元代工匠经常受到政府调遣的记载相印证。

　　综上所述，三大技术创新为青花瓷成为国际商品和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奠定了技术基础，为文化自信注入了技术力量，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历史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和西亚古代陶瓷交流：贸易、模仿和创新”（23VLS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