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每年要进口大量能源。中国能源安全关系重大，必须依靠新的能源革命来解决，而这又需要借鉴人类以往的能源革命经验。能源史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应当成为经济史学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我们在这里对中国近代能源革命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作一简要探讨。

　　关于近代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又称“能源转型”或“动力革命”，是指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涉及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能源生产技术变革、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等。

　　钻木取火是人类从利用自然火到利用人工火的转变，可谓人类的第一次能源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是近代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工业革命的推手，也是人类利用能量（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的新里程碑，它直接导致了第二次能源革命。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内燃机、汽轮机的出现，使得石油、天然气等其他化石能源走上工业化舞台；电力的发现、开发及利用，使人类对化石能源实现了延伸利用，生产出二次能源，这是第三次能源革命。马克思认为，电力是比“蒸汽大王”更大的“革命力量”。第二次、第三次能源革命可以合称为“近代能源革命”。现在，我们又在迎接新的能源革命。

　　经济史家李伯重在其著作《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中，专章讨论了能源问题对明清江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清前期，全国人口倍增，至乾隆末年，已达前所未有的4亿多，能源紧缺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制约更严重。到近代，第二次、第三次能源革命在中国相继发生，使得当时中国在能源领域名列亚洲前茅，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努力在能源领域名列世界前茅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能源革命在近代中国

　　清代，中国煤矿亦有开采。中国煤矿往往有多层，下面的煤层较厚，而传统采煤业有两大患，即“刨挖年久，窑洞坍塌”和“刨挖渐深，被水淹没”，地方官吏为降低事故发生率，往往会下令要求煤井“不得过深远”。这种落后状况必然造成中国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

　　清中叶，来华西方轮船、公用事业等需要消耗煤炭，中国新式产业也需要大量煤炭。而当时中国手工煤窑所产煤炭在质量和数量上均不敷使用，只能大量进口煤炭。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一再提出借用外国机器和聘用外国矿师开采本国煤矿，1875年终于获得清政府同意。中国新式煤矿业的历史由此开启。

　　新式煤矿从开始试办到渐成规模，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挫折的历程。最先开办的直隶磁州煤矿因为遭遇地方抵制，又在采购机器上出现问题而中途搁浅。引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要不断与旧观念、旧习俗和旧制度作斗争，所以“能源革命”急需思想革命和制度革命。经过具有“产业革命精神”的洋务派官僚及中国民族资本的努力，台湾基隆煤矿和直隶开平煤矿等一批新式煤矿终于建成。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取得在华开矿办厂的特权，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日益加剧，其中就包括在中国攫取采煤权益。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当时也有正常市场行为的国际合作案例，例如江西省萍乡煤矿的开办。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盛宣怀于1897年聘请了两位德国矿师调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各省矿产，终于在江西萍乡发现一块大煤田。于是，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帮助开办萍乡煤矿。至1907年，该煤矿年产量已增至40.2万吨煤、11.9万吨焦炭。1910年株昭铁路通车后，萍乡煤矿的煤炭除了供应汉冶萍公司各局厂外，也供应京汉铁路和停泊长江的外国舰船使用，甚至远销日本和美国。

　　从历年机械采煤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看，机械采煤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1912年，这一比重为57％。20世纪20年代，平均比重为69.8%。1937年，已达到84.3％。这是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关键指标，由此看来转型是成功的。这也是第二次能源革命在近代中国成功的标志。

　　第三次能源革命在近代中国

　　第二次能源革命方兴未艾，第三次能源革命又接踵而来，很快也传播到近代中国。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我们仅论述近代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主要脉络。

　　1882年，英国商人设立了上海电气公司，在上海公共租界沿外滩到招商局码头，架设起一条直流线路，串接15盏弧光灯为路灯。这既是中国有电的标志，也是中国第一个小电网诞生的标志——比欧美略晚，比日本略早。

　　1890年，上海公共租界以交流电取代直流电，逐渐形成以2000伏为主的配电网。此后，外国资本相继在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开办了一些电力工业企业。

　　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改建广东水陆师学堂。他认为，发展工业，必须首先发展动力资源，也就是发展电力工业，而要发展电力工业，则必须创办电力西艺学堂，培养电力技术人才。该学堂在国内首次开设电学课程。1905年，中国资本开始投资于电力工业。1910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开工建设。到1920年，上海市已有5个小电网，包括华商电气公司电网。1922年，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在北京建成了石景山至前门的33千伏输电线路，标志着北京33千伏电网随之形成，成为当时比较发达的电网。近代中国电力工业持续发展，所产电力除用于电灯照明和电器外，也向工矿企业输售商品电。向工矿企业输电，标志着近代工业化程度的加深。　　

　　能源革命与近代中国工业化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近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考察。而关于近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考察，又离不开对近现代能源革命的考察。

　　近代能源革命中发展的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和电力工业，都是近代工业的一部分和近代新生产力的代表，它们的发展是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煤炭工业为例，澳大利亚学者蒂姆·赖特（Tim Wright）认为，抗战前的中国煤矿业具有相当成功的历史。他指出：“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煤产量已与许多中等规模的工业国，如法国、比利时或日本相等。煤炭工业增长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不低的”；到30年代中期，中国的煤矿当时不仅供给国内的需要，“而且已开始在东亚国际市场上起重要作用”。

　　新能源为新工业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能源革命与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相辅相成，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以近代煤业为例，煤炭与轮船、铁路、发电、工业等诸多部门之间有紧密的连带发展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徐毅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各省制造工厂的能源消费和供给情况来看，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消费和供给两个方面的能源转型，即从单一的能源消费向多元的能源消费转型，从以煤和油为主的能源消费向以电为主的能源消费转型。

　　近代中国能源革命不仅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交通业进步，而且推动了城市化发展。我们相信，关于近现代能源革命的深入研究，一定能推动近现代工业化与新生产力发展研究的开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