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并无“理性”一语。从翻译的角度看，王国维可能是最早将“reason”准确译为“理性”的思想家。在他之后，仍有不少学人将理性译为“理”“理知”“知理”“道理”“理由”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理性的困惑与费解。时至1937年，张申府坦言：“理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明并不很容易。”不唯如此，张东荪在1940年出版的《知识与文化》中也曾指出，“理性”是一个最含混最复杂的名词。在新语之输入的过程中，理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出现诸多被误读之处。因此，检讨王国维的理性观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理性的历程。

　　从时间上看，王国维较早地讨论了理性概念，并试图沟通中西之“理”。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04年9月发表的《释理》一文中。王国维认为，就“理”字意义的变化而言，汉语与西语如出一辙，均经历了动词转化为名词的过程。他进而从“理字之语源”“理之广义的解释”“理之狭义的解释”“理之客观的假定”“理之主观的性质”五重向度分而述之。

　　从语源学的角度观之，理原意为“剖析”。由此类推，理字衍化为“种种分析作用”。作为分析作用之“理”，我们可以名之曰“推理”；就分析作用的对象而言，“物之可分析而粲然有系统者，亦皆谓之理”，我们可以视为“物理”。“理”之本义为动词，当其衍化为名词之后，其观念谱系便丰富了很多，呈现出复杂之面向，如“地理”“腠理”“色理”“条理”等。概而言之，王国维将“理”理解为“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质可分析者”。 

　　根据王国维的研究，英语之“reason”与中文“理”字之义大略相同。在他看来，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近世德语、法语、英语，“皆以思索（分合观念之力）之能力及言语之能力，即他动物之所无而为人类之独有者，谓之曰理性、Logos（希）、Ratio（拉）、Vernunft（德）、Raison（法）、Reason（英）”。进而言之，Ratio、Raison、Reason不仅指理性，还兼有理由之义；汉语之“理”字，其义近于上述之西语，亦兼有理性与理由之二义。

　　在王国维看来，由于“理”的双重内涵，因此对于它的解释不得不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就“理”之广义的解释而言，指理由。凡物皆依理由而存在，其存在之原因即物之充足理由。王国维对理的广义阐释是基于逻辑学的视角，根据他的看法，古希腊哲学以及中世纪哲学没有区分充足理由与因果律，直至莱布尼茨将二者分析并总命名为“充足理由之原则”。莱布尼茨以降，西方哲学对理由的探究经康德至叔本华“充足理由的四重根”达至“深邃之研究”。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王国维发现，宋元时期的儒家代表陈淳与吴澄均将“理”解释为理由，甚至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亦作如是观，他进而窥见到“充足理由律”不分中西。值得一提的是，在沟通中西之理的过程中，张东荪与王国维有相似的致思进路，他从理与逻辑关联的角度洞察出中西之理的接榫处：“中国人对于理的概念颇与西方的客观逻辑相近”。

　　就“理”之狭义的解释而论，指理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概念之知识的获取需要依附理性的作用。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几希，就在于人有理性。王国维的狭义“理”观是在认识论视域中展开的，他进而将理性界说为“吾人自直观之观念中，造抽象之概念，及分合概念之作用”。根据王国维的见解，康德首次将理性区分为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因此带来理性概念的淆乱。借助于叔本华哲学，他表达了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指出康德将通常所谓的理性视为悟性，赋予理性之特别意义，于是理性流为“吾人超感觉之能力”。在王国维看来，唯有叔本华哲学才能让理性的概念“灿然复明于世”。

　　王国维指出，无论是广义之理由抑或狭义之理性，二者皆是主观而非客观。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不管是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还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理”，都将理视为主观之物。理之客观的假定是由于“古代心理上之分析未明”，以为理可以离主体之知力而独立，“而有绝对的实在性”。在中西哲学史上，王国维均透视到理从主观走向客观之进程。由此，他批判了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和程朱理学将理假定为先于天、地、人而存在的观点。王国维指出，中国哲学之“理”自宋人始赋予其客观的意义，将其“实在化”。于是理之概念被抹去物理学上的意义，逐渐走向形而上学之维。

　　在《释理》中，王国维多次强调理乃主观之物，但为何“理”在中西哲学史中均被赋予客观意义？根据他的看法，理是不能直观之概念，种种谬误便附其所生。在中文语境中，“初不过自物质可分析而有系统者，抽象而得此概念，辗转相借，而遂成朱子之‘理即太极’说”；在西语中，理原本兼有理由及理性之二义，“辗转相借，而前者生斯多葛派之宇宙大理说，后者生汗德以降之超感的理性说”。由此，理便失去其本义。

　　如上所述，王国维认为，理的意义，就理由而言，是指“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论，“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是“知力”的一种。因此，理只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的意义。易言之，理只有心理学上的意义，无形而上学的意义。根据王国维的考察，中西之理除了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还有伦理学上的意义。汉语言哲学视域下，“理”有伦理学之意义，始于《乐记》。在西方哲学中，自柏拉图始，理性即尽染伦理学之色彩。

　　理原本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经由王国维的阐发，由此建构了中国近代哲学的理性观。且不管他的理性观是否切合西方哲学之要义以及中国哲学之特质，其以“学无中西”的态度尝试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思潮的抱负自然是值得赞许的。随着中国现代哲学的展开，诸多哲学家均试图以“理”沟通中西方之理性，由此呈现出复杂的致思图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哲学‘力’观念的谱系学研究”（23BZX03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