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古籍工作对外交流合作，做好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经典古籍对外传播”，“做好中华传统经典对外翻译出版，重点支持经典古籍、经典版本翻译出版”。典籍的外译进入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视野中，这给了典籍外译工作者很大的鼓励，必将加速推动经典古籍对外传播。

　　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历史悠久，大体沿着“由近及远”展开，即先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周边国家传播，然后再转向南亚、中东、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国家。以《天工开物》为例，这部科技经典随着17世纪后半叶的东亚贸易网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1830年起被陆续选译成法语，到1966年，该书有了首个英译本。又如，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译法文《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其中选译了《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农政全书》等内容。1736年，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又将其转译成英文。这些外译的内容被达尔文阅读，不少作为案例写入他的科学名著《物种起源》之中。

　　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44年以前。这一时期被翻译为外语的中国科技典籍，数量极少，且非常零散，多为选择性收录，主要向邻国传播为主，如朝鲜、日本、越南等。有较少的科技典籍以介绍的方式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第二阶段为1644—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作品逐渐增多，且有整部典籍外译，翻译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例如，1647年，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名为《中国植物志》，1657年出版。第三阶段为1949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呈现系统化、规模化的特征。其中，有两个典型代表，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译介和传播，另一个是中国“大中华文库”的集中翻译。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科技典籍资料，所以成为域外中国科技典籍译介的集大成者。此外，“大中华文库”出版了《天工开物》《九章算术》《茶经》《续茶经》《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典籍的汉英对照版，有的典籍也有其他语种译本。这是国内首次较大规模集中翻译中国科技典籍，在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此阶段，也有个人翻译科技典籍。据统计，在1995—2017年期间，有15个《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出版，其中8个译本为外国译者翻译，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其中，德国医史学家、翻译家文树德（Paul U．Unschuld）的英译本被全球近1800家图书馆收藏，可见其在域外的影响力。《考工记》迄今有两个英译本，分别为Konrad Herrmann（2014）和闻人军（2017）翻译出版。2021—2024年，文树德英译的《本草纲目》以8卷本的形式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该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产生重要影响。

　　1975年付梓的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是中文学界最早系统整理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以此为基础，陈剑光、毛一国增补编成《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虽然难免有缺失，但目前是最系统全面的一部著作。据王烟朦初步统计，两书仅英译条目就有11274条之多，其中包含101种科技典籍的307部英译本。

　　与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实践相比，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研究起步相对要晚。截至2024年9月28日，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文献有700余篇。其研究的古代科技领域涉及农业、医药、手工业、军事、瓷器、建筑、海洋等。研究视角渐趋多样化。例如，副文本、多模态、诠释学、认知隐喻、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等。迄今，论述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专著相对较少，主要有刘性峰《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2020）、王烟朦《〈天工开物〈英译多维对比研究》（2022）、陈战主编《〈黄帝内经·素问〉隐喻英译对比研究》（2022）等。此外，有著作专设章节，介绍中国科技典籍英译，如王宏《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2019）。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以前。这一阶段多为译者的零星感悟，并无专门论述，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散见于译作的前言，主要是译者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感想。这类总结性话语，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源头性资料。国外较早的应属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1954；第2卷：科学思想史，1956），国内较早的学者是合仲（1959），他主要探讨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问题。第二阶段：1950—2010年。国内外关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专门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开始有专门研究，研究的体系性和整体性逐渐增强。此外，在此60余年间，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也朝着多元化方向演进。但是，相关研究依然较少，尤其是相关专著极少。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以规定性和对比性研究为主，多聚焦中医典籍英译，研究视野与方法亟待拓展。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研究数量增多、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范式转变。该阶段，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研究，逐渐成为典籍翻译研究的热点论题。而且，有专著相继出版，从诠释学及其他理论视角，探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特征、本质与规律。此外，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开始涉及农业、军事、手工业、建筑、海洋等典籍，且相关研究采用的方法逐渐多样化，如描述性方法、语料库方法等。

　　质言之，虽然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历史悠久，有多种科技典籍被翻译，并且在域外传播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此类典籍外译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尚未翻译，目前被翻译的科技典籍仅有百余种，而且多数是节译本。其次，有些翻译的科技典籍仅限于境内流传，并未在域外产生影响。

　　为此，需要探寻科学有效的译介方式，如采取合作翻译的模式，即中外译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翻译。为了实现典籍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承担发行的国内出版社可借助国际书展等多渠道提升国际影响力，或联合具有极佳口碑的国外出版社，共同推动中国典籍外译事业的发展。此外，多模态与融媒体结合，构建多元的翻译出版传播平台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需要构建中国科技典籍双语（多语）术语库，努力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传统科技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中国科技典籍外译与传播，需要更有针对性，在选择典籍时，同时兼顾科技典籍的代表性与海外的实际阅读需求。可以借助WorldCat数据库、Amazon和Goodreads读者评论网站，以及各种新媒体网站，利用数字人文的新方法，密切关注和跟踪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实际效果，适时调整策略，不断提升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