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6日，美国克莱蒙寓所中，世纪老人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悄然离世。柯布博士身份多元，是怀特海过程哲学第三代传人、美国著名过程神学家、生态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领军人物，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曾被推选为全球50位杰出思想家之一，还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里•多尔乐（Gary Dorrien）教授称为“美国 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神学家之一”。在长达百年的人生中，柯布博士笔耕不辍，发表学术著作50余部，在过程哲学、过程神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命科学、生态文明理论等诸多领域深入钻研，其思想成果影响深远，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值此缅怀之际，系统梳理和阐释他的学术贡献，既是对柯布先生最好的纪念，也尤为必要。

　　一、传承创新，推动怀特海过程哲学走向世界

　　柯布博士学术生涯的核心贡献之一，是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运用、阐释与发展。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在其从哈佛大学退休及逝世后，遭美国分析哲学界遗忘和欧洲大陆现象学运动主导的正统学术界冷落，在西方学术圈被边缘化，近乎被人遗忘。直到柯布的老师查尔斯•哈茨肖恩（Charles Hartshorne）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讲授宗教哲学时引入过程神学概念，追根溯源，引介和阐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才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重回学术舞台，受到世人关注。柯布由此接触并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同哈茨肖恩一样，通过过程神学的途径引介和创造性地发展过程哲学思想。

　　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柯布博士全身心投入复兴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事业。1971年，他与莱维•福特（Lewis Ford）共同创办《过程研究》（Process Studies）杂志，后又出版副刊《过程视域》（Process Perspective）等。1973年，柯布与其得意门生大卫•格里芬博士在加州克莱蒙建立“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为世界各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过程哲学搭建优质学术平台。同时，他和其他教授如格里芬教授和后来的法伯尔•罗兰（Faber Roland）教授等在克莱蒙神学院招收研究生、博士生和高级访问学者，几十年来，为东西方培养大批过程神学和过程哲学专业人才，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传承储备新生力量。此外，他积极组织举办国际怀特海哲学大会、国际生态文明论坛等学术活动，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参与，扩大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国际影响力，使克莱蒙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怀特海过程哲学研究中心。

　　柯布在创造性阐释和运用怀特海过程哲学上成果显著。他将怀特海过程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哲学、神学、生态学、经济学、生物学、伦理学、教育学、生命科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推进和发展了过程哲学、过程神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撰写第一部生态哲学著作《是否太晚？》和第一部生态经济学著作《为了共同福祉》（合著）等。同时，他围绕怀特海的代表作《过程与实在》撰写《术语解释》（Word Book）等相关著作，助力广大过程哲学研究者全面正确理解这部晦涩难懂的著作。在多部学术著作中，他运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观点，如过程原理、主体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摄入原理和“简单位置之谬误”“误置具体性之谬误”等核心主张，批判西方传统哲学坚持的孤立静止的实体观、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和感觉主义认识论等弊端，揭示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生命科学等学科中存在的多种谬误。他将怀特海过程哲学理念拓展应用到哲学、神学、伦理学、美学、生物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和弟子格里芬一道，通过创建和拓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内涵及其在当代世界的灵活运用。可以说，倘若没有柯布及其弟子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阐释和发展，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可能会被西方学术界越来越边缘化，甚至被埋没，难以拥有当今世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二、批判反思，构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

　　面对欧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柯布博士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理论武器，展开深刻批判与反思。他与过程哲学第四代传人格里芬博士一起，在批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各种偏颇观点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由格里芬率先提出，但柯布博士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称他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毫不为过。格里芬投奔柯布教授门下，正是因为认同柯布教授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和应用。二人不仅合著《过程神学》等著作，还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共同推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柯布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深入哲学、伦理学、生态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及教育研究等领域。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初步建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他将怀特海强调的“有机整体性”与“生成性”等思想引入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出现代工业文明以机械论、二元论和工具理性为核心，导致生态危机与社会分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旨在通过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构建强调关系性、有机性和动态平衡的新世界观。

　　其二，对生态哲学进行开创性探索。1972年柯布出版《是否太晚？》一书，这是西方哲学界首部系统探讨环境伦理和生态哲学的专著。书中以“船底开裂”的隐喻警示生态危机的紧迫性，提出以“地球主义”替代经济主义的范式，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优先于经济增长。

　　其三，作为“西方社会绿色GDP之父”，柯布于1994年在《为了共同福祉》一书中明确提出将生态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主张以“可持续共同福祉”替代传统GDP的单一增长逻辑。这一理论挑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根基，为全球生态经济政策提供新方向。

　　其四，柯布明确倡导“怀特海式的大学模式”，主张教育应培养具有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一代。他强调跨学科整合、共同体实践与“经验的享有”，反对割裂知识与生活的现代教育体系，尤其是“学科崇拜”。其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有机教学理论和生态文明教育的探索。

　　在实践贡献方面，柯布秉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念，知行合一，全力推动全球生态文明运动。其一，积极倡导国际生态文明运动。柯布是“世界生态文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2015年发起“生态文明国际大会”，汇聚全球3000余名学者与环保主义者，促成跨文化协作网络。他提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认为中国可规避西方工业化陷阱，直接迈向生态文明，成为全球转型的引领者。

　　其二，深度参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柯布多次访华，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合作推动生态文明实践。他支持建立“柯布生态文明院士工作站”，参与浙江莲都、云南普洱等地的生态项目，并将“天地人和”治理模式与地方发展结合。其思想被纳入中国国家政策讨论，获得关注。

　　其三，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柯布不仅著书立说，更以行动践行理念。他捐出个人财产支持生态事业，倡导简朴生活，并通过“柯布生态书院”等平台培养青年社群。其“邻家老伯”式的亲和力与学术严谨性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实践影响力。

　　其四，致力于发挥跨文明对话的桥梁作用。柯布一直致力于中西哲学对话，推动过程哲学与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他赞同格里芬提出的观点，主张“21世纪是怀特海世纪=中国世纪=生态文明世纪”，强调中国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可为后现代文明提供核心价值。

　　总之，柯布的贡献不仅在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更在于其思想的可实践性。他一生致力于弥合哲学思辨与现实行动的鸿沟，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其著作如《后现代公共政策》《可持续性社会》等，至今仍是生态哲学与经济学的经典文本。在中国，一代新生代学者正继承其衣钵，推动过程哲学与生态文明的本土化发展。

　　柯布的思想启示我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哲学命题，更是关乎人类存续的行动纲领。正如其临终所言，“我准备好接受惊喜”，他的精神遗产将继续激励后人探索“充满爱与共情”的文明新形态。在菲利浦•莱顿（Phil Clayton）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概念和主张之后，柯布博士虽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自称“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支持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有机体思想，撰写论文阐述从怀特海有机哲学视角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柯布博士尤其赞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他在生态哲学、过程神学、生态经济学等多领域的深刻论述，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影响着全球怀特海过程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三、关注生态，开创生态哲学研究先河

　　20世纪70年代，柯布博士敏锐察觉美国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1972年，他出版世界首部系统探讨环境伦理和生态哲学的专著《是否太晚？》（Is It Too Late?），从怀特海有机体哲学高度，预警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呼吁美国政府及时采取行动。作为过程哲学家和神学家，柯布将过程哲学思想与生态危机结合，提出深刻批判与创新理论，对后来的环境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他在该书中的主要贡献如下：

　　其一，深刻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他指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系统破坏，无限制的技术进步和资源掠夺本质上不可持续，警告人类已接近生态崩溃边缘。

　　其二，明确阐述生态整体性与相互依存性。受怀特海过程哲学影响，柯布强调自然是动态、相互关联的整体，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他主张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的伦理观。

　　其三，明确提出宗教与伦理责任问题。作为神学家，柯布从基督教视角提出，人类对自然的剥削违背“管家职责”（stewardship），呼吁通过信仰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与关怀。

　　其四，呼吁紧迫性与行动。书名“是否太晚？”直指环境危机的紧迫性。柯布认为，若人类不立即改变发展模式，生态灾难将不可逆转，但也强调“为时未晚”的可能性，倡导社会转型或重组。

　　柯布在生态哲学方面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一，为环境伦理学作系统化奠基。该书首次将生态问题系统纳入哲学框架，早于深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为环境伦理学提供早期理论基石。其二，创造性结合过程哲学与生态学。柯布将过程哲学（强调变化、关系性和有机性）应用于生态领域，提出自然是动态的生命网络，而非静态资源。这一视角挑战西方根深蒂固的机械论自然观，推动整体论生态思想的发展。其三，创造性提出并应用跨学科方法论。柯布融合神学、哲学、科学和经济学，开创跨学科研究生态问题的先例。例如，他后来明确批判GDP增长范式，预见“稳态经济”和“生态经济学”的议题。其四，是非人类中心伦理的早期倡导者。在20世纪70年代动物权利论（如彼得•辛格）尚未兴起时，柯布已提出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边界。

　　柯布的生态哲学理论对西方社会实践产生极大推动作用：其一，推动西方的宗教环保运动。柯布的思想深刻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绿色运动，许多教会将环保纳入信仰实践，倡导“生态正义”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其二，启发深生态学与环境运动。尽管深生态学由阿恩•奈斯（Arne Naess）提出，但柯布的整体论思想为其提供哲学基础。环保组织将其理论作为批判工业文明的依据。其三，对教育与相关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该书促使高校开设环境伦理课程，成为生态哲学教育的早期教材。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早于布伦特兰报告）影响了政策制定者的思维。

　　总之，《是否太晚？》的价值在于其前瞻性与综合性。柯布不仅深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还通过哲学与神学的整合，提出新的存在范式——人类是生态共同体的一员，而非主宰者。尽管书中部分预言（如资源耗竭时间表）未完全应验，但其对文明模式的批判和对伦理责任的呼吁，仍具现实意义，其基本哲学观点仍有重大价值。柯布的著作标志着环境哲学和生态哲学从边缘议题走向学术主流，为后续的生态思潮铺平道路。

　　四、革新经济理念，奠基21世纪生态经济学

　　1989年，柯布博士与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合著的《为了共同福祉》(For Common Good, 中译本为《21世纪生态经济学》）是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荣获美国格文美尔大奖。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绿色GDP概念。之后，他又与儿子克里福•柯布（Clifford Cobb）合作撰写《绿色GNP》一书。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推动了环境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提供了新的衡量标准。这一创新性观念的提出并被世人接受，对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为了共同福祉》一书的理论贡献和影响主要有：其一，柯布和达利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他们全面解构和批判西方主流的现代工业文明，强调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独立实体，指出将效率和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通量和生物圈的相对稳定性。

　　其二，柯布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提出将自然视为有机联系的生命系统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依存关系。这种哲学观挑战传统机械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认为世界是不断生成和相互关联的过程。

　　其三，提出共同体经济概念。他们明确提出共同体经济的理念，强调共同福祉的重要性，反对GDP崇拜，倡导绿色GDP的概念。主张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理论，扣除自然资源的虚数代价，承认生态福利的概念。

　　其四，对生态文明理论作出贡献。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推动人类与自然共享共生的福祉。

　　从社会影响看，这部著作影响广泛：其一，影响政策制定。书中提出的理论将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推动经济政策的绿色转型。观点被广泛接受，在国际社会引发讨论和实践；其二，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推动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发展。该著作被誉为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对后续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在《为了共同福祉》中，柯布和达利基于过程哲学提出的共同体经济理论，挑战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其理论不仅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也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中广泛应用。

　　五、创新生命观，为生命科学提供新范式

　　在生物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柯布博士与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查尔斯•伯奇合著《生命的解放》，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生命的生态模式，挑战西方科学界占主导的机械主义生命观。柯布博士认为，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将生命有机体机械化，漠视生命本质，这是其根本缺陷。他们区分并指出机械模式、生机论模式和突现进化模式等对生命本质的错误理解，批判实体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在生命问题上的错误，进而提出生命本质的生态模式论。

　　基于量子力学观念，柯布博士批判性继承和发展怀特海关于生命本质是节奏的观念，明确提出生态生命观。他认为，生命与周边环境紧密相连，具有在新环境中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能力，是由非现实可能性构成的事实生命，是一种超越。因此，他在西方社会呼吁“生命的解放”，倡导生命科学研究摆脱机械论和还原论思维束缚，摒弃现代工业文明中对生命的不合理束缚，包括错误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使生命真正焕发自由本质。

　　《生命的解放》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重新定义生命本质，挑战西方科学界长期主导的机械主义生命观。其理论贡献显著：一是批判机械主义生命观并提出生态模式。柯布与伯奇指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界将生命简化为“机器”，以机械原理解释生命，忽视生命的动态性、创造性和内在关联性，背后是实体思维的局限性。为此，他们提出“生命的生态模式”，强调生命是动态、关联和创造性的过程，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认为生命体与环境互动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生命本质在于其内在神圣性和进化潜力。

　　二是对传统生命观进行分类与超越。书中系统梳理机械模式（生命如机器，受物理定律支配）、生机论模式（生命由特殊“生命力”驱动）、突现进化模式（生命通过复杂性突现新特性）和生态模式（生命是动态关系网络中的创造性事件）这四种生命解释模式。柯布认为前三者未突破实体思维窠臼，唯有生态模式将生命置于生态系统整体性中，承认其内在价值和目的性，为生命伦理提供哲学基础。

　　三是跨学科融合与伦理重构。柯布将生物学、哲学、神学与经济学结合，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凌驾自然，主张生命平等；反思技术伦理，质疑现代技术对生命的“机械化控制”，呼吁尊重生命自主性；主张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农业、能源和城市化需以生态整体性为核心。这些观点为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神学提供理论框架。

　　四是东方哲学的启示与对话。柯布强调东方哲学（尤其是儒、道、佛思想）的有机整体观与过程思维的契合性，认为东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互动”等理念可为生态模式提供哲学支持，主张西方科学应借鉴这种非实体性思维方式。

　　该书的社会影响突出：推动生态哲学与生命科学的范式转型，被视为生态运动的经典文本，影响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神学发展，其“生态模式”挑战生物学还原论传统，促使科学界重新审视生命研究的整体论方法；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推动对技术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启发环保运动从单纯“保护自然”转向系统性社会变革；成为跨文化与跨学科对话的典范，融合东西方哲学，促进全球生态文明思想交流，影响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生态价值的再发现，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国际对话桥梁；实现教育与公共意识的启蒙，作为高校生态哲学课程的经典参考书，培养新一代学者对生命本质进行批判性思考。

　　综上，《生命的解放》核心贡献在于颠覆机械主义生命观，以生态模式重新定义生命本质，构建跨学科的生态伦理学框架。其社会影响渗透到政策、环保运动和文化对话等领域。柯布早于“人类世”概念流行前，揭示工业文明对生命的异化，呼吁以整体性思维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尽管书中部分技术讨论随科学发展已经更新，但对生命创造性和生态关联的尊重，仍是应对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洞察弊端，探索生态文明观念变革

　　柯布博士从生态哲学高度，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状态，以及人类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迈向更高文明社会形态的崭新文明形态。

　　在为克莱顿等主编的《什么是生态文明？——地球的危机、希望和未来》所写的“序言”和第一章“什么是生态文明？”中，柯布指出，当前人类处于工业文明时代即将终结之际，工业文明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终结可能导致整个文明和人类的终结。因此，超越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且能否发展生态文明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需深刻反思导致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其哲学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实体哲学将世界二重化，把外部世界客体化为任人滥用的资源；其科学技术根源是现代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论；其经济学根源在于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其社会学根源是现代西方社会秉持“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观念；其政治根源是西方部分国家将他国视为“敌人”“邪恶轴心”“恐怖分子”等。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向自然学习，学习大自然创造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这类似中国道家“道法自然”之说。人类应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自然之道改造自然，顺应自然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而非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征服自然”。具体而言，农业应走有机农业道路，改变工业文明时代以种植单一农作物为主的产业化农业；城市建设应走以“生态建筑”为主的智慧城市或生态城市建设道路；教育应走生态教育之路；生活方式上应提倡“生态生活”，即健康的共同体生活。为此，要树立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地球生命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这与我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

　　柯布强调，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应具有多样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树立了榜样。但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先后顺序存在争议，柯布主张生态文明建设优于现代化建设。向有机、系统和生态思维的转变，需要世界各国各民族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而非依赖某一人或某一国。

　　综上，柯布认为工业文明不可持续，源于笛卡尔提出、康德强化的二元对立自然观。若不能摆脱对世界客体化和还原论的理解，就无法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危机。怀特海为生态文明社会的世界观提供了综合性和严格的思维方式，堪称“生态文明哲学家”。

　　七、知行合一，助力生态文明实践与交流

　　小约翰•柯布博士秉持知行合一的理念，为世界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在理论研究方面，柯布博士凭借深邃洞察力和严谨治学态度，深入探究生态文明理论，构建坚实理论基础，为后续实践奠定根基。同时，他积极传播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关注并肯定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高度赞扬中国、不丹、芬兰等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

　　在实践推广层面，柯布博士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美国加州克蒙特举办十多次，将其打造为汇聚全球生态文明智慧的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在此探讨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为全球生态文明发展贡献力量。

　　在中国，柯布博士倾注大量心血。2019年云南普洱学院柯布院士工作站成立后，他多次派遣专家团队，为学院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智库建设带来前沿理念与丰富经验，助力其在生态文明相关领域发展。2024年成立的洛阳柯布生态文明院士工作站，依托当地资源优势，通过举办学术交流会、以洛阳龙门海洋馆为教育实践基地开展活动等方式，推广生态文明教育理念和实践，深化人们对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解。此外，浙江胥岭、温县段村的柯布生态书院和分院等也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为传播生态文明知识、培养生态环保意识提供新阵地。

　　柯布博士研究视野广泛，涵盖生态经济学、生态农业、生态城市和生态教育等领域。他在各领域提出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案，高度评价中国生态农业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中国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方向指引。他以实际行动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有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

　　八、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协同发展

　　小约翰•柯布批判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学科壁垒和学科崇拜，倡导跨学科合作，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学术发展、促进人类福祉。

　　柯布指出，在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下，学科壁垒限制了知识交流与融合，各学科研究成果难以相互借鉴整合，阻碍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有效解决方案的提出。以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为例，单一学科视角狭隘，无法综合考量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难以提出有效方案。

　　柯布强调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打破学科界限，才能整合不同领域研究成果，激发强大力量。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学揭示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经济学评估生态保护成本与效益，社会学挖掘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对生态的影响，哲学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多学科结合可全方位、深层次剖析生态危机，制定有效应对策略。

　　柯布明确跨学科合作的目标是使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引擎。在生态经济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整合生态学与经济学智慧，校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失衡关系，扭转传统经济追求私人高额利润的狭隘目标，使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类和生态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共进，为人类创造可持续未来。

　　九、反思教育，传播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教育理念

　　小约翰•柯布对当代西式现代教育制度进行深度反思，指出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现代主流考试已沦为机械知识记忆的检验工具，过于注重标准答案，束缚学生创造力，使学生在高压应试环境中丧失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西式现代学校在功利化教育导向下，过度强调专业化和分科教学，忽视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素养。现有西式教育观念将教育单纯视为获取职业技能的途径，忽略教育塑造学生品格、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使命。他还多次警示中国教育实践要尽力避免重蹈西式现代教育各种弊端的覆辙。

　　基于这些反思，柯布倡导怀特海智慧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应是充满智慧启迪的过程。他鼓励学生主动挖掘知识背后的智慧，融会贯通知识，以应对复杂现实世界。他还基于印欧语系特别是英语中主语—谓语结构容易导致主体—属性之分的弊端，多次称赞中国语言的优点，汉语中的动词、动名词和无主语句型，如“下雨了”等，内在符合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

　　在教育实践中，柯布着力推进怀特海式全人教育或智慧教育。他多次造访位于北京昌平的国际怀特海幼儿园和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等教育机构和学校，肯定他们从小培养孩子热爱自然的情怀和自主学习、全面发展的举措，鼓励教师要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他还强调，要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增强社会责任感，设置跨学科学习项目培养创新思维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柯布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教育观念强调教育的有机性，将学校、家庭、社会等教育环境视为学生成长的生态系统，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反对教育脱离现实。该观念在全球广泛传播，为教育改革注入活力。在中国，其为教育界反思和批判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依据，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不仅怀特海的教育观念被广泛熟知和应用，柯布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教育思想也对高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中国教育探索更科学的教育模式。

　　十、支持中国，赞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小约翰•柯布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坚定的“国际代言人”，在全球学术交流平台及中国重要媒体上，积极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声。

　　柯布高度赞誉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等文件的举措，认为这彰显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战略眼光，法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权威性和长远规划保障。

　　尽管“生态文明”概念由俄罗斯学者提出，但柯布强调中国率先在国家层面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将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形态追求，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局限，展现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

　　柯布积极宣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包括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拓展城市绿色空间、整治乡村生态环境等。他坚信中国的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中国在全球生态危机应对中处于领先地位。通过他的宣传，更多国际人士认识到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努力与贡献，提升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共识与力量。

　　综上，小约翰•柯布博士的学术贡献覆盖多学科领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推广，都留下深刻印记。他的思想和实践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激励更多学者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怀特海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广州南方学院博雅学院银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