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现实中，人却经常陷于不理性之中，表现出盲目、冲动、偏执、贪婪等不理性行为。那么，作为有理性的人，为什么保持理性是如此艰难呢？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人并非没有理性，而是不经别人指引就不敢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认为，所谓启蒙，无非就是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长期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原因就在于懒惰和怯懦。他们不愿意思考，甚至还将思考视为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从而安然接受他人替他们做出思考和决断，过一种不思考的生活。从康德的视角来看，理性的障碍并非别人，而首先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不敢大胆地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启蒙的任务一方面是发掘理性的价值，另一方面是要认清理性的障碍。实际上，除了懒惰和怯懦，理性的障碍还有很多，它们都有可能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思考、判断和行动。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因素会阻碍人的理性呢？除了懒惰和怯懦以外，还有逻辑谬误、认知错误、自欺、惯性思维和理性的局限性等障碍。

　　理性的第一个障碍是逻辑谬误。逻辑谬误包括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它们处在我们的日常推理或思维之中，且十分常见。形式谬误是指由于论证形式或论证结构的错误而导致的无效论证。例如，在词项逻辑中由于推理形式不正确而产生的错误，包括否定前件、肯定后件、错误逆否、中项不周延等错误。非形式谬误是指并非由于论证或推理形式的不正确而产生的各种谬误。换句话说，它的不正确并非是因其具有无效的推理形式，而是因其推理中使用的语言具有歧义，或者结论不是依据某种推理、论证的形式从前提得出的，而是依据语言、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从前提得出的，因此属于无效推理和论证。非形式谬误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歧义性谬误，是指我们在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时候，没有保持所用词项、命题的确定性而产生的各种谬误；二是关联性谬误，指的是前提包含的信息好像与结论有关而实际无关的各种谬误，如诉诸权力、诉诸大众、诉诸无知、诉诸感情、诉诸怜悯的谬误，以及人身攻击、歪曲论证、因人纳言等谬误；三是弱归纳谬误，即论题缺乏理由支持而不能成立的谬误，如肯证偏误、轻率概括、错误抽样的谬误，倒果为因、类比失当的谬误，以及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

　　在论证和辩说的过程中，人们会经常有意或无意地违反思维规律或规则，做出不合逻辑的推断和主张。因而，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就首先要严格训练我们的思维，遵照事实和证据进行推理，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克服各种逻辑谬误的发生。

　　理性的第二个障碍是认知错误。认知错误包括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和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等。认知偏见是人类在思考和决策中的非理性错误，由于先入为主或情感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会有意识地表现出自己的偏好，从而导致对客观事实的认知出现偏差或偏见。认知偏见是一种心理捷径，通常是在强化我们的自我形象或世界观，虽然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精力或减少不适，但通常以准确性或可靠性为代价，往往不能产生正确的判断。简单地说，认知偏见让我们根据个人喜好去接受和处理外界信息，因而很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信息，导致判断失误，甚至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和认知。认知偏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常见的认知偏见类型包括锚定偏见、注意偏见、乐观偏见、光环效应、现状偏见、可得性偏见、幸存者偏见等。

　　认知扭曲是心理学家阿伦·贝克(Aaron Beck)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涉及抑郁症、焦虑症或其他精神障碍，也属于一种典型的错误思维模式。认知扭曲是指人们在处理信息或解释事件的过程中，通常会基于非常少的证据，甚至是捕风捉影的证据来加强自己的观点或者心境，最终导致个人对现实感知的扭曲或引发心理障碍的情形。认知扭曲会造成人的精神障碍，而精神障碍又进一步导致认知扭曲，以至于恶性循环。认知扭曲是个体对周围世界的错误感知，而这些错误的想法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被固化，并且当事人很难意识到或者承认自己深陷认知扭曲的思维模式中。常见的认知扭曲包括以偏概全、非黑即白、妄下论断、乱贴标签、心理过滤、灾难性思维、情绪化推理等。

　　认知不公是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最先揭示的一种独特认知现象，是指由于社会偏见或刻板印象等原因导致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认知地位不被公正对待，例如排斥、拒绝倾听或在交往过程中将其地位降格，使其不被重视或不被信任，其实质是一种歧视性的不公正。认知不公又可以分为证言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诠释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证言不公是通过否定或削弱某些人或群体的认知主体地位，使他们的言辞得不到信任的情形。例如，由于对说者的种族、性别、身份等怀有偏见或刻板印象，因此贬低说者证言的可信度，或者拒绝将其视为可靠证据或证词的来源。实际上，证言是人类知识生产和传递中的一种重要机制，基于身份的偏见很可能破坏知识的生产，阻碍知识的传播。诠释不公是因为广泛、持续的诠释边缘化而导致个体社会经验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被遮盖且无法被公众所理解的不公。例如，由于没有适当的概念和词汇，或者对相关经验的语言或概念还没有形成，处于认知劣势的人不能充分理解和表达自己被欺压的经验，就是诠释不公的一种表现。不管是证言不公还是诠释不公，都容易导致人的行为选择陷入极端或偏差，因而也是理性需要克服的障碍。

　　自欺是理性的第三个障碍。自欺一般发生在信念冲突的时候，主体既相信某个信念，同时又觉得不应当相信某个信念，这时他既是欺骗者，同时又是被欺骗者。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自欺是一种自我保护，所有的自欺都可以从自我防御的角度来理解。自我防御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当我们出现自我认知的冲突或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通过部署自欺来消解我们内在的焦虑和精神内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自我”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欺，当我们思考什么是“我”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来想象和建构“自我”。而当我们试图放弃“自我”，同时又不想陷入虚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一种高级的方式来欺骗“自我”。邓晓芒教授在《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一文中指出，人所能够犯的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自欺，而人自以为能够避免自欺，本身也是一种自欺。

　　自欺的形式有很多，比如通过否认某种痛苦的现实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将某些意识不能接受的观念或情感压抑到无意识之中，将自我不能接受的冲动和欲望归因或投射于别人或某种替代物身上，或者通过一些实际上站不住脚的理由来为自己难以接受的情感、动机作辩护并使其可以被接受，等等。然而“不论有意的自欺如何成功地屏蔽了真实的面相，它都无法一劳永逸地化解自我与世界的冲突。”所以，保持真诚，以实事求是的心态面对自我，直面现实，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理智的成熟。

　　理性思维的第四个障碍是惯性思维。正如我们会形成某些行为模式或习惯，我们也会形成思维上的模式或习惯，这就是惯性思维或思维定势。惯性思维是我们在解决特定问题时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或倾向，具有强大的惯性，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情况不变的情形下迅速做出反应，然而在遇到变化和例外的时候，却会成为我们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阻碍。因为惯性思维是基于现有的或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分析问题，虽然可以节约认知或脑力成本，也能够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但由于它缺乏灵活性和开放性，长期受惯性思维影响的人就容易陷入思维的僵化和保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惯性思维也是理性思维需要克服的障碍。惯性思维一旦养成，甚至形成惰性，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立场先行、人云亦云、群体无意识等。习惯的力量和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要使人们改变一种思维习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然而，习惯了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人就会放弃思考或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还有必要说一说理性自身的局限。理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科学、数学和逻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理性的语言。然而，正如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及计算机科学家诺桑·亚诺夫斯基 (Noson S. Yanofsky)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科学中，崇尚理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有着无法证明的东西，也没有一套能够描述宇宙所有东西的统一理论；数学家发现，某些类型的方程无法用正常方法求解，这个复杂世界中的很多现象，也无法用数学对其进行预测；逻辑学家已经证明，论证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描述了一些为真但无法被证明的逻辑语句。除此之外，计算机科学家也已经向我们展示过，有些任务是计算机无论花多长时间也无法完成的；而语言哲学家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语言的描述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还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那样，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完全捕捉和描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因而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语言来表达和理解世界。例如，我们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词来描述某些复杂微妙的情感体验，我们也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描述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别，而对于“阴”、“阳”、“道”、“努斯”、“绝对精神”等晦涩抽象的哲学概念，则更加难以给出清晰的定义，甚至“爱情”、“游戏”、“青年”、“一堆”、“秃头”等日常用语，也总是模糊不清或充满了歧义。这使得我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思维和描述世界的时候充满了挑战。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自我的一种工具，然而，正如康德所论证的，理性只能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现象的知识，而对于物自身以及超验领域的存在则无能为力。诺桑·亚诺夫斯基也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如果我们执意相信理性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就会被理性的局限所限制，从而导致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

　　因此，我们需要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也不能忽视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工具理性对于人的异化。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必须正视理性的障碍。一方面，为了避免理性的独断、僭越、怠惰。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有限理性之间的冲突，我们还需要保持心灵的开放，在相互倾听、相互学习和相互包容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理智水平和公共理性。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