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游戏与哲学似乎属于两个平行世界：一个代表着轻松娱乐，另一个则象征着深邃的思辨。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游戏形态的多样化，游戏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消遣，而演变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表达载体。近年来，在媒体的报道与玩家社群的口口相传中，有不少游戏被打上“哲学游戏”的标签。学界对游戏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这引发的问题是：游戏这一新兴媒介何以表达哲学思想？它作为哲学思想的载体，与文本、影视等传统媒介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就内容而言的哲学游戏。提到“哲学游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那些在对白中引用哲学观点或在剧情中展现哲学议题的作品。这类游戏的哲学性体现在游戏的内容端。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就内容而言的哲学游戏”。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生化奇兵》。《生化奇兵》的故事发生在海底城市“极乐城”，一个由安德鲁·瑞安（Andrew Ryan）创建的水下乌托邦。它建立的初衷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提供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远离政府、宗教和道德的束缚。安德鲁·瑞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政治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的致敬或者讽刺。游戏中的极乐城几乎直接具现化了兰德“客观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乌托邦。然而，随着游戏剧情的发展，玩家很快目睹了极乐城从乌托邦到荒诞混乱的堕落，并见证了不受控的“理性自私”最终导致极乐城的自我毁灭。另一个可能更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尼尔：机械纪元》。《尼尔：机械纪元》对哲学内容的引入更加直白。游戏中出现了大量以哲学家命名的人物（加缪、克尔凯郭尔等），这些人物在游戏中的个性与对白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同名哲学家的思想。

　　显然，上面的例子不能穷尽“哲学游戏”，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目前大多数“哲学游戏”的典型特征。虽然这些游戏确实可以表达经典哲学思想和议题，但它们或者依赖于对白和文本，或者通过电影化叙事来“阐述”哲学内容。然而，我们很难看出这类作品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与文本、影视等传统媒介的本质区别。诚然，在《生化奇兵》的影视化表达中，玩家目睹了一场对兰德政治哲学思想的模拟与试验，但类似《黑客帝国》这样的影视作品同样能够通过剧情的设定与发展向观众展示虚拟与实在之辩、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经典哲学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低估这类游戏的价值。它们无疑为传播哲学思想开辟了新的渠道，为不同受众群体提供了接触哲学的新方式。但如果玩家只是读取游戏中的文本对话，或通过游戏的影视化表达获取哲学思想，就未充分调用游戏独有的媒介潜能。

　　玩法作为游戏独有的表达方式。相较于其他媒介，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形式。游戏不仅提供给玩家确定的观赏对象或故事，而且引发玩家的行动，让玩家理解自己行动中展示出的思想内涵。玩家在决策、计算以及与队友的协作中发现美、刺激和恐惧。正如游戏学者C.阮氏（C. Thi Nguyen）在分析游戏的媒介特征时所言：“传统图书馆是奇妙的、庞大的文本集合，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探索各种思想、故事和情感视角。游戏的集合代表了另一种图书馆：一个行动的图书馆。”

　　游戏中的行动由玩法规定。如果说画家、作家依靠画笔和文字自我表达，那么游戏制作者传达思想的特有方式在于他们对游戏玩法的设计。玩法是指游戏中玩家与游戏系统之间互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由规则、目标、策略、反馈等方面构成。伊恩·博戈斯特（Ian Bogost）将游戏玩法刻画为“程序性修辞”。在《说服性游戏：电子游戏的表现力》中，博戈斯特指出，游戏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可以通过算法、规则和互动机制来提出论点、完成说服和表达思想，而不仅仅依赖文字、对白或影像。

　　如果我们将玩法当作游戏区别于其他媒介的本质特征，那么一种真正具有独特表现力的哲学游戏，也应当将玩法作为其传达哲学思想的手段。随着技术的进步，游戏表现手段愈发强大和多样，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在玩法层面上赋予游戏哲学性的优秀案例。

　　就玩法而言的哲学游戏。由独立游戏设计师卢卡斯·波普（Lucas Pope）创作的《请出示文件》是基于玩法传达哲学思考的典型案例。游戏中，玩家扮演一个虚构国度的边境检查员，每天按要求审查往来人员的证件，决定是否允许他们入境。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单调重复的日常工作模拟，但很快任务会变得愈发艰难：工作量增加，法规与条例不断变化，时间限制，以及角色自身的贫困和个人问题。

　　游戏的系统设计让玩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核对文件、判断合规性，同时还要在效率与准确率之间寻求平衡。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工资扣除或严厉惩罚，直接影响玩家在游戏中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玩家往往陷入在个人利益与道德之间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心软放行一个可怜的难民，自己可能会被扣工资、失去奖金，甚至受到上级审查；如果严格执行规则，又可能会直接造成难民的死亡或骨肉分离。每一次审查都关乎他人与自己的命运；每一次决策都让玩家在“良心”与“生存”的天平上反复权衡。

　　《请出示文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用任何说教或明确对白来告诉玩家“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它不提供一个标准化的答案，也没有将善恶简单地二元化。所有的哲学议题都通过“玩”的过程体现：玩家亲手点开证件、对照姓名与照片、在压力下敲下印章。正是在这看似琐碎、繁忙而又紧张的交互体验中，道德难题和价值冲突被自然地融入玩家的决策过程。

　　另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是《史丹利的寓言》。这是一款第一人称冒险游戏。游戏伊始，旁白就为玩家设定了一个“预设情境”：你叫史丹利，原本在办公室按指令敲键盘度日，突然有一天指令全无，办公室也空无一人。旁白会告诉你“史丹利向右走”或“史丹利打开门”，指示玩家应该做什么。似乎一切都有剧本可循。然而，从玩家真正开始行动的那一刻起就会发现，游戏的玩法其实并不要求玩家严格遵循那些指令。游戏中，旁白会不断发表意见，或愤怒、或嘲讽、或失望地评价你的每一次“叛逆”。而你的反抗也不一定总能如愿以偿：有时你想走出“故事”之外，却发现早已在另一条编排好的分支里。

　　这里的关键在于，游戏直接通过互动机制令玩家在行动中体验何为“选择的幻觉”。每次推开不同的门，都会进入另一重嵌套，叙述者在不断改写脚本，而玩家也在试图逃离脚本。两者之间的张力使游戏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自由与操控的实验与隐喻。这种玩法设计打破了玩家对游戏规则的惯常期待，表达了博戈斯特“程序性修辞”的核心理念：通过机制与规则的交叠，而不是仅靠台词、对白或剧情演出去阐明观点。它借由玩家的每一次操作，向人们抛出了一个古老又崭新的问题：我们所做的选择，究竟是真实的意志体现，还是早已写进程序逻辑中的注脚？

　　我们清晰地看到，游戏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在表达哲学思想上展现出的多样化潜力。游戏可以通过丰富的叙事和剧情演出，向玩家“阐述”诸如自由、道德与存在等经典哲学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玩法，游戏也可以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个人经历，将哲学思考直接“展现”给玩家，在“玩”中给予玩家无法从其他媒介获得的切身理解。这两种类型的哲学游戏共同拓展了哲学在现代媒介中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期待，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游戏设计理念的持续创新，游戏能够在内容与玩法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让游戏成为连接娱乐与思考、技术与人文的独特桥梁。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暨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