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人类解放进程。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技术赋能发展”与“制度保障公平”的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以科技创新突破生产力边界，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科技服务于全体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要义

　　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深层理论构建中，其核心内容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贯穿辩证批判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科技视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与“人类解放的杠杆”，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哲学基底，到技术社会形态的辩证批判，再到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三者共同构成理解社会主义科技文明演进的理论坐标系。科技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过程并非简单的工具创造，而是人类通过实践将内在认知能力、改造意志与价值追求转化为客观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不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更塑造了自身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通过技术中介得以实现：从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体系，人类不断将自身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与交往能力对象化为技术装置。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实质上就是将热能转化规律的认识能力物化为动力机械。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科技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历史性存在，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化书写与历史性在场。科技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结晶，也是生产关系权力结构的具象化表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机器体系绝非中立的“物性堆积”，而是资本逻辑的“骨骼系统与肌肉系统”。其物质构型中已然铭刻着资本对活劳动的规训密码：蒸汽机的齿轮传动隐喻着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深化为“实质从属”；流水线的时空切割则构成“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的工艺学转码。在此意义上，技术绝非简单的生产力要素，而是生产关系自我再生产的技术装置——它既被资本增殖的欲望所驱动，又以物化形态将这种权力关系具象化为工厂车间的空间政治学，印证了“手推磨产生封建主，蒸汽磨产生工业资本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为理解技术革命与社会形态的共变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工具。

　　科技是历史辩证法重要的革命力量。马克思通过“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的阐释，指明了科技助推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科技发展既受制于生产关系，又通过生产力跃迁推动社会变革，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人类解放的历史动力，即科技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体系既是“资本权力物化的骨骼系统”，又孕育着炸裂旧有社会形式的革命潜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为此，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重塑其社会属性，使其从资本增殖的附庸正成为人类自由解放的物质载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实践范式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历史性展开，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重构科技发展范式，以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坚持科技赋能社会公平，打破资本逻辑对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宰制，使科技复归“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真状态，实现了技术伦理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历史性应答。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构建了“需求牵引—目标导向—资源配置”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一方面，依托战略科技资源的协同配置机制，聚焦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前瞻性布局，实现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集群化培育。同时，依托自上而下的位差势能落实既定战略规划，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最终形成以“创新驱动—产业跃迁—能级提升”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体系，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结构性支撑。另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通过“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制度设计避免仅依靠行政手段进行配置而导致市场竞争、激励不足等现象，在激活微观主体创新动能的同时，重构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关系，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多元主体活力”的辩证统一，在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调适的互动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发展的本质属性。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技发展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确保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一系列服务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教育、医疗、环境治理等民生关键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有力支撑了民生福祉改善。在教育领域，通过“互联网+教育”创新模式，推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中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公共数字教育资源规模化应用的跨越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通过回答“科技为谁发展”和“科技如何发展”的核心问题，实现了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主动引领国际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打破了西方“技术殖民主义”的霸权逻辑。在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实力已成为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与政治秩序的核心变量。在此态势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为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以发展权平等为导向构建全球科技利益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近年来，中国已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涵盖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区域的9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在“数字丝绸之路”科技合作中，中国通过专利池共享、开源代码协作等方式降低技术扩散壁垒，将5G、北斗等技术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不仅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接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门槛，更通过“南南合作”模式打破传统技术扩散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了技术普惠与文明共生的新范式。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构建全球科技治理新格局。在人工智能伦理、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中国围绕国际网络规则、网络主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数字治理等国际网络安全热点，发布了《中国关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立场》《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等多份正式文件，致力于构建平等、包容的科技治理伙伴关系，为推进全球数字治理民主化注入了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发展实践，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数字文明时代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制度优势与技术范式的协同创新，中国不仅破解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悖论”，更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驾驭甚至引领技术革命浪潮，为人类摆脱技术异化、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可能。这一路径的历史意义在于：唯有将科技发展嵌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框架，通过制度创新规避资本逻辑的侵蚀，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文明承诺。未来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伦理进化，使技术文明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非资本权力的新形态。这不仅是科技功能属性的转型，更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当科技从异己力量转化为自由解放的阶梯，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便获得了坚实的历史实践根基。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