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信息组织和知识整理的工具，索引反映着历史上特定时代背景与当时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中，索引的实用意义先于“索引”的词汇存在。区别于古汉语中表用绳索牵引动作的短语组合，现代“索引”是中国在近代知识转型时期引入的外来词。厘清“索引”一词的词源与入华过程，对于补充当前学术界对近代译词考源流变的研究，拓宽近代文化交流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古汉语“索引”意涵考辨。中国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作为构成词汇的基本单位的。“索”与“引”在古汉语中均有单独的意涵。“索”作为名词，本义为粗大绳索，《说文解字》云：“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后泛指各类绳索，并延伸出“求得而用之”的意涵，出现与“引”字连用的情况以表用绳索牵引的物理行为。《旧唐书·食货下》载陕郡太守李齐物治水时“负索引舰”，即用绳索拉船。类似的用法在宋代开始较为常见，《夷坚志》中“举索引钩”捕鼋、《梦粱录》中“索引金凤衔赦文”等记载，皆延续此义。此外，因山势陡峭或水势险急之处常需铁索牵引，“索引”渐被赋予地理象征意义。曾巩撰有“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籯赍槖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曾肇《东岳庙碑》同样以“航浮索引”喻指险阻边陲，此隐喻用法在明清碑文、方志中亦有所见。

　　需特别辨明的是，古籍中常存在“索引”与形、音相近的字词混淆的情况。其一，以“索引”代“牵引”为字词讹误，应为“牵引”。1915年《辞源》将“索引”的牵引之义追溯至《易林》“爱我婴女，索引不得”一句， 即为讹误。查现存陆敕先校宋本（涵芬楼）、虞山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易林》中皆作“牵引”，而无“索引”一词可证。其二，以“索引”代“索隐”实为同音字混用，仍表“索隐”之义。在“索隐”中，“索”作“求索”解，为“”之假借。《易·系辞上》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后演化为成语“钩深索隐”，泛指探究深奥隐秘的义理或事迹。但“索隐”始终指向义理探求，与表达物理牵引和地理概念的“索引”判然有别。

　　因此，古汉语中的“索引”作为临时短语，大多未脱离具体的动作指涉，作为名词则意指险阻边陲，更未衍生文献检索之义。这为判定现代“索引”概念的外来属性提供了佐证。其语义重构与传播路径，实为近代中日学术互动的重要产物。

　　日文“索引”创制与应用。日本对汉字语义的改造和应用与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和转化，为考辨中国近代外来词的源头与流变提供了历史线索。“索”与“引”二字在日语的古语中皆有应用，并被按照特有方式进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引”字也是日语“ひく”一词的标记汉字，表示动词的拉、拽、拖，并有查字典（字引を引く）之义。“字引”则是对各种字典、辞书的俗称，用途也最广。江户后期，工具书的引入与编纂产生了“索引”的原始语义。1780年，都贺枝春为日本翻刻的《康煕字典》编撰《字典初学索引》，就是《康熙字典》使用方法的日文指南。同时期高安芦屋所著的《和汉年契》中也出现了“索引”一词，书中“和汉历代帝王索引”及“和汉历代年号索引”均是以表格形式排列帝王及年号信息，具有一定的检索功能，但其内容仍根据时间排列。此处“索引（サクイン）”更接近于“题首”或“目录”的意涵。同时，从其使用方式和文本时间上可进一步推测日文“索引”一词创制之初并非为翻译西方词汇而产生。

　　明治时期，汉字的普及和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为“索引”与“index”对应提供了土壤。此一时期，“索引”作为汉字词在以《汉语字类》《布令字辨》为代表的大量汉字辞书中被收录和普及，与“ミダシ（目录、标题）”对应。这恰与此时编译的英和辞典中对“index”的释义“もくろく、しるし、みだし（目录、标记、标题）”相契合。1884年，田原荣在著述的《英文指针：文典和解》中便将index译为“索引表、指数”。“索引”正式作为“index”译词的用法出现。

　　可见，汉字“索”与“引”在日本训读和阐释的过程中，被赋予超出古汉语本义的内涵，为日语中汉字新词“索引”的创制提供了可能。从所见日本文献来看，“索引”一词的出现与工具书之间的关联密切，其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完成了从本土工具书、指南的衍生含义向西方概念本土转换的过程。这种转化过程，也正是近代东亚知识转型的缩影。

　　“索引”由日入华路径探析。日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间的重要媒介，与中国对概念的引介、确立、词汇化、普及的历史过程均有交集。作为近代中国对新语输入所做的第一次全面总结，1915年《辞源》中明确指出“索引”为日语词汇引入汉语，即“将书籍之内容别为目录，以便检索者，日本谓之索引”。此说对学人影响极大，万国鼎、钱亚新、洪业等致力于索引编纂与研究的民国学人均认为近代汉语中的“索引”一词是由日入华的舶来品。然而，当前学界对于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由日引入的论断却较为模糊和简单，存在疑点。从现有文本来看，“索引”入华与近代中国效法日本进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对文书编制的改革催生了政府编制索引制度的雏形。1877年，在《东京府厅例规》中，庶务课本课第三十四条为负责“布告达书的整理与其索引的编制事宜”。这一时期，“索引”大量出现在与法政地理等相关的官方材料之中，如司法省的法规索引、内务省编纂的地名索引、东京府《内务省日志府县伺索引》等。这种制度性推广使得“索引”突破旧有工具指南的范畴，成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日本知识界同步开展了索引的编纂实践。1878年，冈部养造编的《明治出版书籍索引》开创了日本近代书籍索引的先例。1893年问世的近代日本第一部出版发行联合目录，即《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则在序言开篇提出书目索引有如能够引发人们阅读兴趣的磁石，对于学术普及与书业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书中包括以伊吕波歌假名顺序著录索引、以英文ABC字母顺序的英文著录索引、书店索引和分类索引，进一步拓展了索引的著录形式，为日本国内的知识普及和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为中国向日本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桥梁。

　　此一时期，有志于效法日本倡导改革的康有为，则迅速抓到了《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这类书籍索引为了解日本知识的抓手。在此书基础上，康有为撰写了《日本书目志》，并于1897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尽管康有为撰书的主要目的在推动维新变法，但他在关注日本图书文献的过程中已经接触到了现代书目索引的体例和形式。然而，彼时的中国在检索方式上并无合适的检索方法可以使用。因此，在原书基础上，康氏基于自己对于西学的认识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的需要，改变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体系为学科分类方式，对原书进行了重新整理，调整分类，取其精华，并题写按语，借此宣传效法日本的维新变法思想。在此过程中，康有为将很多书名原样抄录下来，引入了包括“索引”在内的大量日文汉字词，在近代中日两国词汇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书目志》卷四图史门中的早矢仕民治编辑的《东京独案内图碁盘割索引付》、卷六法律门中的桑野耕七所撰的《改正增补现行官令索引》为目前所见最早将“索引”一词由日文引入中国的文本。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汉语中涌现出的大量“新词”不仅是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吸纳新知的核心工具，也是社会思潮变化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经历了汉字文化圈内的语义重塑，“索引”从绳索牵引的动作化为检索知识的导航，从日本知识普及的工具化为中国整理国故、实现学术转型的基础手段。“索引”的词源流变与传播轨迹亦是展现近代跨语际文化交流图景的一枚重要碎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