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初，中国唐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厦门大学举办第十三届理事会会议。乘机到达厦门大学的当天晚上，我约学会两位副会长、秘书长及几位理事，前往学会原会长郑学檬先生府上拜访。87岁高龄的郑先生精神矍铄，对我们到来颇为高兴，特意让我离他近一些，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并用顶好的大红袍茶招待我们。不仅如此，他还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一些珍贵照片转交学会秘书处，建议学会应考虑编写学会发展史，提出唐史研究要适应网络信息化时代进程，并谈及学界过往很多逸闻趣事，令人捧腹。近九十岁的老人思维敏捷，说话语速飞快而且风趣幽默，两个小时瞬息而过。我们害怕过多叨扰，匆匆告别，郑先生在电梯口还频频招手。回到西安之后，想到近四十年和郑先生交往的点滴，就有写点东西的想法了。

　　初次见面与北京拜会

　　1989年10月，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三位先生亲自坐镇，牛志平、辛德勇等老师精心筹划，我们几个研究生作为大会服务人员参与接待等工作。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众多前来参会的唐史学界大咖。如学会名誉会长郭琦先生、学会第1—3届会长唐长孺先生，学会副会长、后当选为第四届会长的胡如雷先生，还有学会顾问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副会长东北师大吴枫先生等。又有日本学者池田温、气贺泽保规等，联邦德国学者、韩国学者与会。参会的五十岁左右中年学者有陈国灿、朱雷、瞿林东、徐连达、周伟洲、阎守诚等，郑学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当时韩国磐先生行走缓慢，郑先生跟随左右照顾，给与会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此时郑先生已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数年，从他亦步亦趋的动作，足见他们师生情谊深厚。会议期间没有机会向郑先生请教，但他身穿风衣、头戴鸭舌帽，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豁达亲切的仪态、尊师重教的品德更是令人敬佩。

　　1990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史念海所长和导师牛致功教授的亲切关怀下，我于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并负责学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进而有机会见到并聆听已担任学会副会长的郑先生的教诲。次年10月下旬，国家教委、民政部发文清理整顿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重新登记已有社会组织，我受学会秘书长牛志平教授的指派，前往北京办理学会重新登记事务。在北京的二十多天里，我曾受牛秘书长委托，到北京华都饭店拜访来京出差的郑先生，落实学会来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第五届学术年会具体筹备事宜。据我的日记记录，11月13日晚上7点半左右到达郑先生的房间，郑先生亲切和我握手，当了解到我已在北京师院地下室住了二十多天时，他伸出大拇指，说为学会办事辛苦了。随后，他逐条说明在厦门大学举办学会第五届年会的筹备事项：年会的命名问题；应邀请三五名国内唐史学界顶尖学者；控制参会代表名额，参会代表提名由学会秘书处决定；会议期间经费的筹划使用；学会秘书处尽快向会员邮寄会议通知等。郑先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略带家乡口音，称呼我“小拜”，使人倍感和蔼可亲。他还谈及新近出版的《五代十国史研究》，并说计划明年还有一本书出版。作为一位学者，又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管理者，他不仅要应付繁杂的行政事务，而且科研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令人敬佩。11月16日我返回西安学校，向牛致功、牛志平两位老师汇报在北京和郑先生见面的情景，他们都对郑先生赞赏有加。学会秘书处随后积极配合厦门大学唐史年会筹备组工作，确保年会的顺利进行。

　　到厦门大学参会与冬日的水仙花

　　1992年8月24—28日，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厦门大学举办。我与牛致功、牛志平等老师先乘火车到达厦门后，牛志平秘书长带我和郑先生见面，处理会议筹备期间临时出现的问题。会议特邀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北京地区有十余位学者参会，一些著名学者如卞孝萱、高敏、张泽咸、刘学沛、潘镛等与会，这次会议可能是前五届年会中参会学者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郑先生当选为学会会长。

　　为顺应90年代初文化热趋势，学会和中央电视台无锡外景基地于1993年10月8—13日在无锡联合举办“中国国际唐文化研讨会”。近九十位海内外知名唐史研究学者参会，郑先生全程主持会议。会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郑先生主编的《唐文化研究论文集》，成为学会发展史和唐史研究的里程碑书籍之一。

　　也就在这一时期，学会聘请美国唐研究基金会会长罗杰伟、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为学会名誉理事。美国唐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以及大型学术集刊《唐研究》。在1995年武汉大学举办的学会第六届年会上，郑先生特意在会员代表大会上通报此事的进展。1996年12月中旬，唐研究基金会工作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郑先生及数十位唐史学界著名学者与会。郑先生刚到宾馆住下，就打电话让我去找他，原来他给马驰教授和我带来地方特产水仙花球茎。当他将带土的蒜瓣模样水仙花递给我时，我心中的惊喜和感动溢于言表。郑先生给我们带来北方少见的花卉，不仅是学会会长对秘书处工作的赞赏和肯定，更是郑先生体贴关照下属的集中体现。这年春节，含苞待放的水仙花使得书房生机盎然，增添了无形的暖意。此事虽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每当想起，都使我倍感欣慰和感动。这一年，我还收到郑先生寄赠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大著。

　　为学会发展建言献策

　　1998年5月，我前往韩国留学，和唐史学界朋友的联系几乎中断，直到四年后获得学位回国，才逐渐和学界师友恢复联系。郑先生1998年退休，随后担任厦门华厦学院院长达八年。2016年10月初，我收到郑先生寄赠的《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大著，八十余万字，沉甸甸的，是郑先生探讨唐五代经济史的集大成之作。这一时期，我们还先后在武汉大学（2011）、南京师大（2013）、浙江大学（2018）召开的学会年会及专题学术研讨会上见过面。他每次都提交论文，论文题目均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同时，郑先生对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也多有指导。

　　需要提及的是，2018年郑先生专程来西安，与陕西师范大学的中青年唐史学者见面，畅谈出版学术著作的国际化问题。先生在指导大家出版书籍之时，建议一定要有英文标题、目录等，以便让海外学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唐史研究动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他还提出要拜访牛致功、马驰、胡戟三位老先生，感谢他们在他担任学会会长期间的辛勤付出。于是我们一起到牛致功先生府上拜访，虽然牛先生听力有限，但两位耄耋老人聊得却异常高兴。2019年11月，厦门大学举办“纪念韩国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韩国磐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会。郑先生出席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80多岁的老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2020年10月，学会秘书处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因疫情等缘故，郑先生发来热情洋溢的视频讲话，谈四十年前学会成立大会盛况，引起与会学者共鸣。而上文提及在厦门大学举办学会理事会会议，就是郑先生当时提议的。郑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即席发言，显示出老人家对学术研究适应信息化要求，拓宽唐史研究领域的缜密思考，以及对新一代唐史研究者的期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