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文艺评论”概念的提出为文艺评论领域带来了新视角，推动了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式文艺评论的重心和核心在于“民族性”，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中国式文艺评论也是解决“西学偏盛”“文论失语”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依托“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人文关怀阐释中国经验。

　　对家国情怀、大一统观念的坚守与阐释。中华民族为何能持续发展数千年？其认同基于文化而非血统。中华文化超越了地域、血缘、宗教等界限，将众多民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包容性化解了内部冲突，凝聚了共识，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为中国式文艺评论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是文化认同的关键部分。从《诗经》与《楚辞》起，到秦汉时期的诸子百家会通，再到隋唐时期的南北文艺混一，再到宋元明清的文艺流派纷呈，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是经，爱国与一统的主题是纬，构建起中国文学“可大可久”的风雅版图。无论是屈原“国身通一”的幽深寄托，还是建安诗人慷慨磊落的风骨，抑或杜甫、陆游等唐宋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沉笔触，乃至明清历史小说中忠义仁政的政治理想，皆在民族性的框架内，呈现出文人们对家国情怀、大一统观念的持续弘扬。中国式文艺评论正是以此为基石，深入挖掘和阐释文化精髓，并将其与现当代文艺创作与文艺思潮相结合，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艺的有机融合，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感，实现理论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对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推崇与弘扬。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期间，古希腊、古印度、古希伯来以及古代中国等文明均孕育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在这些文明中，古代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内向突破”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与神学体系，中国将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作为精神追求的核心，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与道德实践。这种精神内化为文艺创作的驱动力，塑造了中国文艺特有的审美取向。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教诲，到《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训诫，再到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进入近现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壮烈情怀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也深刻影响了文艺评论，成为评价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评论家们审视作品是否传递积极力量，引导文艺创作追求更高境界，实现文化与精神的双重提升。

　　对务本开新、开放包容气象的秉持与拓展。务本开新意味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继承其深厚历史，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且开放的体系。“盛唐气象”正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明成果之后孕育出的独特风貌。“回鹘衣装回鹘马”，并未削弱盛唐文化的韵味，反而为其增添了新的光彩。中华文化不仅是一个包容并蓄的宝库，更是滋养万物的源泉。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播至世界各地，与世界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日本的遣唐使以中国的典章制度为蓝本，构建了自身的文明框架。王维、李白写给日本文人晁衡的诗作，令人感慨动容；白居易的诗歌成为中华文化圈共同欣赏的瑰宝。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开明文人开始放眼世界，从异域文明中汲取新知，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西方各类小说试图以新知识启迪民智，推动社会变革。当代评论家应深刻理解中国文学的特质，推动文艺评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焕发新活力。

　　此外，为了推动中国式文艺评论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学评论资源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挖掘。《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艺概》等文论经典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果显著。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念和评论上，而中国典籍中丰富的书画理论、音乐理论等艺术评论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探索。这些理论资源不仅丰富了文艺评论的内涵，还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审美。扩展研究视野可以增加文艺评论资源的存量，发现更多潜在理论。这些文论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具有鲜明民族文艺特征的文献。它们所包含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正道明谊”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蕴含的“意象”“风骨”“隐秀”等体现民族文化的审美范畴，为当代文艺评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入挖掘这些资源，不仅能够丰富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还能彰显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些资源正是中国式文艺评论的源头活水。

　　总而言之，坚持民族文化的根本立场，同时汲取世界文化精华，才能使中国式文艺评论真正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

　　（作者系吕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