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经》全名《观无量寿佛经》，刘宋元嘉年初（424）由畺良耶舍译出，昙摩密多异译本已佚（疑为误）。无梵文及藏文本，出土过回鹘文残本节略。经文以“未生怨”故事为缘起，叙述了16种观想方法。此经传到中国后，影响甚大，据藤田宏达统计，对该经的注疏自隋至宋就产生了40部之多。绝大多数著作早于公元800年，其中不少作者是各派的直接创始人或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由此足见其对中国中古时期影响之深。此经在朝鲜、日本也颇为流行，其中以南地论宗净影慧远、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净土宗善导等人的解经方式与思想诠释最为典型。通过研究不同宗派、不同时期的僧人对同一部经典的注疏，能更好地理解汉传佛教解经的演变模式，解读和重构中国佛教思想主体性，对考察历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解中华文明特性有重要意义。

　　在南北朝社会经过分裂、战乱之后的大融合背景下，佛教一边通过政府扶持，一边通过与儒、道展开多层次的交流，迈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汉唐盛世之间一个特殊且风采独具的阶段。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使这时的古代思想发展演变为最解放、最自由的一段时期。佛教掀起译经高潮，义学理论也蓬勃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碰撞、交融并获得了长足发展，凸显出中国化特色。经律论完备，一些重要学派形成，隋唐之际的佛学核心议题开始被讨论。

　　佛教传入之初，因名相繁杂，中国僧人曾尝试附会方术，后以格义诠释，虽有进展，然道安叹其“于理多违”。遂开启新解经风气，力求摆脱本土概念束缚，又不囿于印度原文，融个人理解、社会实际与学派创发为一体。此举促使佛教解经学臻至高峰，疏钞蜂起，百家争鸣，标志着汉传佛教诠释体系的成熟。任继愈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翻译增多，学派众多，各家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古思想史上形成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变革与创新：解经学的发展与中土佛学思潮的转向

　　从最初“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门”的分界格局到后来南、北佛教统一时“禅定实践与义理兼弘”的模式，一方面是对印度佛教传统精神的追溯与回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体现在译经外，还通过佛教理论与佛教修行两者结合来具体表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大乘佛教心性论的兴起，这一思潮伴随着印度大乘佛教3—4世纪如来藏学说的兴起而流行开来，佛教界的重心从本体论过渡到心性论，从形而上的层面更加落实到个人身心的解脱与实践上。中国佛教的核心更是将佛心、如来藏拉回到当下的人心，《大乘起信论》中所述的“一心二门”说也与此直接有关。 

　　隋唐佛教诸派延续着这一思想脉络继续发展兴盛，如华严宗以《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为基础，建立了一真法界缘起的理论体系；天台宗则将《中论》中的不二、非非有非非无的思想与“诸法实相”的思想相互融合，进而产生了诸如“三谛互摄”“三谛圆融”“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等学说；禅宗把涅槃佛性学说与中观学说融合在一起，建立了具有特色的自性自度和佛性说。若从佛性论与解脱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所有宗派无一例外地都在讨论和论证这两个问题。如何将心性论与修学实践结合，将义理与信仰融合？《观经》的出现及诸家僧人对其的中国化诠释，既满足了僧众对于禅修、往生信仰的追求，又同时体现出对心性论等相关义理的讨论深度。

　　隋唐之际诸宗僧人对《观经》的阐释，对当时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发挥了一种导向作用，即从重“义理”、重“佛”转向重“实践”“信仰”与“人”。此外，四家疏强调将众生本具之佛性落实到实践上，将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引入或推向由本体到现象的方向。如四家疏对“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阐释，把成佛可能性内化于自心，在不离世间的同时超越世间，超越个体之自身，在满足心、佛不二的前提下，通过观心修禅、观佛生净土来完成对印度佛教的接受与创新。

　　《观经》的解读自传入中国后，历经演变，尤其在净土学派兴盛的背景下，围绕“别时意趣”“报土还是化土”“成佛”等议题，各宗派僧人展开多元诠释，解经体例亦随之演进。从净影慧远的“五要”初创到智顗“五重玄义”的系统化，再到吉藏“六门要义”的提出，最终由善导集大成，完善为“七门料简”。这些体例虽名称各异，实则内在关联，例如“教之大小”与“教局顿、渐”等概念相互呼应。后世注疏沿袭传统，普遍保留“释题名”与“辨宗”，足见四家疏的紧密联系。对于《观经》的核心教义，四家虽有歧见，亦存共识，均认同其教法深奥，判为菩萨藏和顿教所摄。然在宗旨上，净影慧远以“观佛三昧”为宗，智顗以“观心”为宗，吉藏以“因果”为宗，善导则以“观佛三昧”与“念佛三昧”并重；经体方面，智顗指“实相”，吉藏言“不二”，善导立“一心回向往生”，各有侧重；经用则仅智顗特出，侧重“灭罪”与“往生”；经名解释亦各有不同，如“经名不同”“释名”“简名”等称谓的差异。此外，净影慧远与善导于体例中论及“说人差别”，吉藏与善导则在序论中概括阐发；吉藏特重“论因果、明净土、论缘起”，善导则以“三门料简”见长。总而言之，各家注疏从宗旨、体、用、题名、说人差别及序论等多角度展现了《观经》的丰富内涵，体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诠释方法，深化了经文理解，也推进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综合来看，南北朝佛教的解经体例直接影响了隋唐佛教对佛经的疏解和思潮走向，由《观经》四家疏可一窥汉译佛典解经体例演变的特征。从形式上看，解经体例在不同僧人的著作中所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总体上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改革；从内容上看，解经体例从义学的角度转向信仰实修，佛教经学思潮的兴起围绕心性论等诸核心问题展开；最后，各家的解经体例基本上延续了自家学派所提出的判教理论。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僧人的解经活动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和内在价值，对之前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和发展，结束了魏晋玄学以来的清谈阶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时代，伴随着主流经典的传译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将佛性论、成佛论等南北朝至隋唐以来众多学派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结合佛教的解脱论、修行论进行各种不同角度的诠释。这股佛教经学思潮同时也引起了包括儒家、道家等在内的关注，促成了儒释道三教会通融合的文化体系，形成了包容性的中国化佛教，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推动了中国佛教思想主体性的自我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编目整理和诠释研究”（22&ZD2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