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情理谐和，细微之处，足见“风雅”。“风雅”一词，最早源于《诗经》，原指《诗经》中的民间歌谣（即“国风”）和宫廷乐曲（即“大雅”“小雅”）。“风”和“雅”以其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彰显浓厚的礼文元素而被历史性地合构提纯，用来概括中国审美文化之精神，随后也就有了所谓的“风雅中国”一词。“风雅中国”从其延展性的内涵上来讲，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人崇文重礼、关注艺术、制器尚象、器以藏礼，因努力追求诗意生存空间而向外呈现的一种温文尔雅的生活情态。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素以“美”和“艺术”立国。如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引郑玄注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记·少仪》也说：“（中国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蔡元培更是接着讲：“吾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与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这种“崇文”“尚雅”“寻美”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纵贯性和漫溢性，包括对生存空间的诗意性建构。譬如，在清雅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文房或书斋空间的匠心营建，注重仪式和氛围感，“雅”化到对笔墨纸砚、琴棋书画、瓶花古玩的择取、雅赏、创作、珍藏与深度阐释，皆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映照着一种独特的生活镜像。

　　走进文人书斋，上好的笔墨纸砚当然最为重要，通常被冠以“文房四宝”之名，倍受文人青睐。常言道，书斋之秘，藏于微物。古人观物、赏物、用物，自当与今人有所不同。

　　“笔”有“乾坤”。“笔”在中国古代文化谱系中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简单的书写工具，同时它兼有宽广的象征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譬如，制笔过程讲究“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落纸惊风起，摇空见露浓”（耿湋《咏宣州笔》）。看似一枝不起眼的毛笔，在文人生活中却被赋予了诸多精神寓意。

　　“墨”要如漆。制墨要求“质如金石，色如漆，香袭人”。五代时期的“廷珪墨”，就因有上好品质，位列“文房四宝”之一。“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同样被赋予了某些哲学品格。一方面，“墨”为“阴”性代表，故有“墨分阴阳”以及“墨为阴象”之说。万物创生，阴生之，阳蓄之，阴有孕育滋养新事物的特质，类似于“墨功”。清代大画家石涛讲：“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以“墨”晕色，界破虚空，立成万象。另一方面，“墨”也与人的心性修持建立关联，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是也。由此合构，“笔”“墨”以其蕴含的独特文化内质，在一定层面展示了“尚雅”精神在文房器物方面叠加式的感性呈现，故曰“器以藏道”。

　　“纸”似铺玉。上好之纸，要求“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宋人梅尧臣非常“惜纸”，不吝溢美之词，曾在《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多次称赞“澄心堂纸”，“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纸”在中国古代，同样也曾被赋予圣洁品格。不唯如此，造纸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古人也通常用纸的纯白程度来接引喻示人的品性之“纯洁如纸”。

　　“砚”如德人。“文房四宝”中，砚的审美价值和象征意味最为人称道，收藏亦最多。《说文解字》释“砚”为：“石滑也……从石，见声。”上好之砚，讲究清凉温润如玉，磨墨无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发墨如油、纹理缜密为佳。如大文豪苏轼讲：“砚之美者，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是余事也。”一般而言，名砚制作十分讲究，注重将实用、审美与表达寓意相统一。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历经采石、选料、制璞、磨光、设计、雕刻、配盒等多重工序，在设计上也极为讲究“因石构图，因材施艺”。选料、构图、设计、雕刻、施艺，不仅承载了制砚者的审美品位，也彰显着某些哲学观念的“挪移”与“下放”。所谓“制器尚象”“器以藏道”，“道”与“象”附着于实物砚体，使得寓意绵延。苏东坡《端砚铭》曰：“匪以玩物，维以观德。”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八直接向人道说：“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

　　瓶花“香砚水”。中国古人有爱花、怜花、赏花的嗜好，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譬如，陶渊明独爱菊，林和靖一生钟情于梅花。后来文房书斋中也常有插花植卉现象，插花器皿也多以觚、尊、觯等古铜酒器和瓷器为主，古色古香。据学者研究，瓶花或插花艺术真正进入书房且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之物，是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扬之水语）。如宋人晁公遡《咏铜瓶中梅》：“折得寒香日暮归，铜瓶添水养横枝。书窗一夜月初满，却似小溪清浅时。”

　　古玩“流情韵”。万物皆可观，文房古玩的珍藏与摆设，也很有讲究。如高濂《遵生八笺·论古铜器具取用》讲：“余得一砚炉，长可一尺二寸，阔七寸，左稍低，铸方孔透火炙砚；中一寸许稍下，用以暖墨搁笔；右方置一茶壶，可茶可酒，以供长夜客谈。……凡此数者，岂吾人所不当急而为玩物例哉？书斋清赏，藉此悦心，当与同调鉴家品藻。”其实，历史中文房书斋的配件物非常多元。明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人“书斋”用品。它既包括核心的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亦包括水中丞、水注、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书灯、印章、香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画匣、书桌、沉香、茶炉、茶盏、镜、屏、架、几、钩、钵、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多达40余种，古拙而典雅。

　　明清之际，“文人书斋的陈设大致如下：靠窗或中心是一张比较阔大的书桌或画案，上面摆着文房四宝和杂件，书桌后配以椅子或榻，榻后一屏风，桌右或靠墙有书架，书籍卷轴井然。其余空间因地制宜放置椅凳绣墩、几案、箱橱等明式家具，一二插花、盆景、奇石点缀，几件古董陈列供赏玩，铭碗炉具备用。墙上悬挂一幅书画、一张古琴、一柄剑、一柄麈。整间书斋疏朗有致，明净不杂。斋外景致幽曲”（丘文颖《明代江南文人书斋的雅俗意趣》）。可以畅想，清雅文人独处其中，在清晨，在日落，在黄昏，于一枝笔、一团墨、一张纸、一方砚、一把古琴、几方奇石，著书立说，吟诗作画，品鉴收藏，饮茗抚琴，会友唱和，作课清供，参悟天地之道，展人性之美，别构一种灵奇的世界，重塑一方“温文尔雅”和“古色古香”的独特人文时空。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与现实双空间既有“断尘除俗”的意味，也有“牵念功名”的“隐情”，使文人之心在“江湖之远”与“庙堂之上”有了周转、游移、缓冲的机会和场域。它于日常书写与情感陶冶之间，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人的“风雅”之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释义着“风雅中国”的理念，甚至“书斋”后来演变为向世界展现中国独有文化的符号之一。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