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是西方古典学最早、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围绕其版本、校勘、阐释、神话内容的研究不仅是古典语文学的典范，也是西方神话学最重要和最具奠基性的内容，西方古典学资源包括古希腊罗马神话已是不争事实。在中国，并没有类似“荷马史诗”的神话经典成为中国古典学的基石，中国神话也基本与中国古典学研究无缘。这是因为中西古典学有别，还是中西神话学有高低之分？其实，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古典学和神话学的建立都是社会发展中历史叙事和知识建构的过程。在比较中西古典学的视野下，伴随中国学术近现代转型才建构的中国神话学，已然需要全面反思其学术观念和传统研究范式。

　　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瑞典教授尼尔森（Martin P. Nilsson， 1874—1967）通过研究古希腊神话来推动考古学和古典学的发展，仅看其代表作便可知神话学、考古学和古典学的融合：《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1932）、《迈锡尼与荷马》（1933）、《希腊大众宗教》（1940）、《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存》（1950）、《古希腊的祭礼、神话、神谕与政治》（1972）。尽管后世学者认为，尼尔森教授关于神话与考古的联系大多不成立，可丝毫没有动摇他在西方古典学和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这恰恰说明，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价值源泉，也是古典学研究的要核。由此，分析古希腊神话与西方古典学之间的关系，能为反思中国文明特征和现代学术转型提供非常好的参考角度。

　　选择性叙事：古希腊神话的动态建构性

　　今日妇孺皆知的古希腊神话体系以奥林匹斯神谱为中心，而不是泰坦神系、克托尼俄斯神系，或以尼采推崇的狄奥尼索斯神系，这乃是古希腊政权斗争、社会转型及其历时建构的结果。

　　考古学表明，3000多年前的迈锡尼线形B文字已记载宙斯、波塞冬等早期神名，王权的宗教仪式初步形成。至黑暗时代（约中国商末和西周时期），多利安人的入侵导致迈锡尼文化崩溃，多利安人通过神话叙事（如推翻克洛诺斯）重构权威，宙斯的天空神地位渐显，成为权力更迭的合法性象征。到古风时期（前800—前500年），古希腊城邦兴起，荷马（和其他文人）将分散的地方神纳入以宙斯为核心的奥林匹斯神系，模仿人间的贵族政治构建“神族议会”，凸显出“诸神与人类之父”的宙斯地位和神谱秩序，反映了城邦联盟统一和完善社会等级制的诉求。自古典时期（前500—前323年），雅典民主制发展和波斯战争强化了希腊认同，宙斯神庙（如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成为泛希腊圣地，以宙斯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成为希腊城邦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希腊化时期（前323—前146年），亚历山大帝国推动希腊文化与东方融合，宙斯与埃及阿蒙神等异域神祇混同，奥林匹斯神系被象征化与哲学化；德尔斐神谕具有调剂城邦间矛盾的功能；雅典娜（智慧）、阿波罗（律法）、赫拉（婚姻）等神的分工则反映了社会职能的专业化。

　　总之，从迈锡尼文化到希腊化时期，奥林匹斯神系的建构与希腊社会的权力变迁、族群认同和跨文化交流同步。以宙斯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是希腊城邦社会的“软性宪法”，而非仅是静态故事集或民间传说大全。这套不断建构的文化话语在遭遇新的宗教文化以后被“他者化”，渗透在哲学与科学兴起后的各文化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深层文化原型。

　　文化记忆：被“他者”形塑的古希腊神话

　　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意大利米兰颁发宽容基督教的敕令。半个多世纪后，在东西矛盾剧增、外族侵略压力下，出于统一需要，狄奥多西一世在380年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狄奥多西法典》（392年）的颁布禁止了德尔斐神庙、宙斯神殿等承载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祭祀活动（罗马万神殿后被改为圣母教堂），作为“他者”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被基督教视为异端，众多艺术品遭破坏或被重释，献祭和占卜等传统宗教仪式被定为非法。391年，存有大量希腊文献的塞拉皮斯图书馆被毁，新柏拉图主义学院在529年被关闭，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正统地位以及修辞学、哲学教育彻底被基督教神学取代，雅典学院等机构彻底衰落。这些事件纷纷标志着罗马帝国文化的彻底转向，但同时也为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杂融合奠定了基础。曾经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正统、正典经“他者”——基督教文化的改造和文化记忆，为欧洲文明进程的下一站——文艺复兴铺垫好了历史资源，并经文艺复兴、浪漫主义运动等文化思潮的形塑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以古希腊罗马的多神信仰为标准模式的神话样式成为西方古典文明的源头，荷马史诗成为西方古典学的起点。进而，古希腊罗马神话在其知识生产中不断与北欧神话、凯尔特文化等产生联系，不断扩大视域和丰富研究方法，成为理解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回过头来看，西方古典学看似有古今一贯的整体性，尤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宗，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谱系的建构过程体现了权力、信仰与文化传承之间的深刻张力。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代表，古希腊文化并不天然属于“西方”，将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起点，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和历史记忆的结果。即使在这条线性叙事中，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等对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着巨大影响，但是被西方正统历史叙事淡化或缩小了。这类文化记忆模式正是今日需要反思西方学术话语的逻辑起点。比如，詹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在其代表作《新科学》（1725）中提出了历史发展“三阶段循环论”。

　　维科认为，一切民族的历史均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很明显，这是基于上述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启蒙运动的描述结果。维科的这一理论不仅革新了历史哲学，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吸收了维科的三阶段论，提出历史的矛盾螺旋上升发展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形态演变”亦可见维科三阶段论的影子。维科对“神—英雄—人”关系及其历史表现的理解，还深刻影响了弗雷泽《金枝》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赫尔德、歌德等人也借此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历史连续性。无论是在哲学、文化还是历史叙事中，或是神话研究领域，以维科为代表的从神话到科学的三阶段发展，成为笼罩性的解释框架。然而，在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欧洲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竞争和文化侵略现象，更没有古希腊罗马文化信仰与西欧文化的对峙和被改写关系。中华文明有着自身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和圣人崇拜才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倚重的神圣现象。

　　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在其建构和成型中并未囊括这类研究，而更关注那些非理性的、反现代性的、怪力乱神的对象。放入比较神话学视野，埃及、苏美尔—阿卡德系、波斯、希腊、希伯来、印度、玛雅等世界各早期文明，都受神话信仰的推动而发展，也都有关于神明的叙事经典，成为早期文明的价值源泉。然而，只有中华文明最为早熟，且延绵和发展传承至今。如何跳出西方文明史的叙事和文明发展的描述，如何看待中国神话学与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中国神话学能否作用于中国神圣信仰的起承转合研究，可否走进中国古典的雅正研究？这是当下中国神话学的机遇、责任和挑战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金形成研究”（23&ZD2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