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左图右史”的传统，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历史十分悠久，晋代裴秀即绘有《禹贡地域图》。现代地理学和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后，历史地图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出版和正在编绘的历史地图集多达80余部，发展更加繁荣。

　　历史地图集编绘取得新进展

　　按照这些图集的特点，可分为中国通史类、中国断代史类、区域史类、专题史类、世界史类。中国通史类有16部。顾颉刚、章巽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绘制了疆域、政区、经济、民族分布、中外交通、战争等内容，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但因没有妥善处理政权部族界和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未公开发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以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为绘制范围，在理念上完成了从中央王朝体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的转变，为以后历史地图绘制确立了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但它主要是历代疆域、政区沿革，并未绘制其他内容。这一缺憾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弥补。它是一部通史综合性图集，全面展现了中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历史地理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最先进的制图技术。此外，还有《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现代史地图集》等。中国断代史类较少，第一部真正具有学术创新的断代史图集当属华林甫主编的《清史地图集》。它全面反映了有清一代疆域盈缩、政区设置的全过程和地理面貌的变迁，并弥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缺憾，附有超过1000万字的地图地物考证资料《编稿表》。区域史类有32部，其中城市类14部，省级行政区类15部，跨省区类2集，城市辖区类1部。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第一部地区性的历史地图集，但又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显示北京城区的，因此还是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它系统地总结了自原始社会到现代北京城市地理的变化情况，论述了北京城市行政区划、地理沿革、城市建设等内容。不但对其他区域类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而且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文化继承、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是第一部大型省区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后又出版《山西省近现代史地图集》，时代延续至2009年，形成了山西省区域通史地图集。此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等图集质量也较高。专题史类有27部，专题种类较多，比如《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孔子历史地图集》等。这类图集一般规模较小，有些属于读史地图。世界历史地图集仅12部，数量较少，且多为从国外引进的作品。其中，引进的有8部，比较著名的有《“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国自行编绘的有4部，其中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和张志、李谋源主编的《战后国际关系史地图（1945—1985年）》较为重要。

　　虽然这80多部历史地图集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上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编绘历史地图集任务艰巨，需要团队合作数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组织协作模式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其工作模式经历了由国家行政命令向国家支持、学者自行组织的转变。前者最典型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它源于毛泽东的重视，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持。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行政命令才能聚集一大批专家学者，并使这项工作延续30余年，最终取得重大成果。《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都是全国大协作和集体攻关的产物。近年来，各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也多由省级政府部门发起、组织。比如《重庆历史地图集》来源于重庆市规划局立项项目，由重庆市规划局组织，重庆市勘测院编纂。政府部门往往将其视为文化工程，过于看重图集规模、编制技术等。这种模式虽然有了经费保障，但往往时间紧，任务重；参与者以地理测绘人员为主，历史地理学者较少，话语权较小，学术性不足。此外，还有学者依托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的支持，自行策划、牵头组织团队的模式。如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华林甫主编的《清史地图集》、龚胜生主持的“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研究与编制（12&ZD145）”等。这种模式虽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经费支持，但项目主持人一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且在选题、组织团队、学术问题处理等方面都有较强的自主权。因此，图集编制质量较高，而且通过项目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理论思考不断深入

　　第一，重视田野考察成为共识。对于很多历史地理问题，传世文献语焉不详，考古成果有限，田野考察十分重要。《中国历史地图集》产生于特殊时代，绝大多数城邑未经实地考察，谭其骧深以为憾。侯仁之为了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进行了50多次野外考察，涉及北京、天津、河北的35个县区，共计5000余公里。如今，田野考察已成为衡量一部历史地图集质量的重要指标。甚至有学者主张，把田野考察资料视为“文献”的一种。第二，关于是否画出县级政区界的争论。《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绘出了隋代以来县级行政区界线。《清史地图集》全面复原了县级政区界，并提出了“邻县界点穿线法”。但陈桥驿认为，有山水的地区，可能容易确定县界，但在平坦的地区，即使把明清两代的鱼鳞册都搜罗齐全（当然绝不可能）也很难准确画出。蓝勇也认为由于缺乏材料，明以前的县界无法绘制，明清以来的县界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很难完成。第三，厘清古地图、读史地图、历史地图的概念。有些书声称是“历史地图集”，但实际上是古地图，比如《绍兴历史地图考释》《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等。孙靖国指出，读史地图是“研学经史辅助工具”，历史地图则可以“展现历史时期广阔地理景观”。为了配合《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两书使用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实际上呈现了由读史地图向历史地图转变的过程。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则确立了历史地图集的标准。第四，景观历史地图的发展。苏智良、吴俊范指出，景观历史地图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内往日纷繁复杂的景观变化为专门表达对象的历史地图”。这种方式适合编绘小比例尺的城市历史地图，《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等都是有益尝试。

　　地图编绘数字化不断提高

　　20世纪90年代，全数字化制图工艺成为现实，打破了传统地图绘制与出版的分工界限，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绘制于1979—1986年间，仍采用传统手绘模式。2013年的修订版已运用计算机制图技术。目前历史地图计算机编制技术已经十分成熟，mapgis、arcgis、global mapper、coreldraw、Illustrator等制图软件都十分普及。《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开创了由研究者直接绘制电子地图的范式，不仅为以后出版清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也培养了研究人员地图绘制的基本技术。当然，代表历史地图数字化的里程碑性成果当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牵头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其前身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GIS是一个从约公元前223年到1911年中国历史地理逐年连续变化的、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库，具有历史地图浏览、历史地名查询和数据下载等功能。历史地图利用MapServer作为数据引擎，可以输出多种基础地图和专题地图。CHGIS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历史地图迈入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则基于CHGIS以及各类历史GIS数据资源，构建了统一时空框架数据信息平台，包括CHGIS、古旧地图、时空框架、数据库以及资源中心。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达手段。目前我国编绘出版的历史地图集不但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在数字化领域取得卓越成果。我们不能过于追求规模、数量，而应加强历史地图学的理论研究，这也有助于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

　　（作者系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星球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