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的战国秦汉地图实物，仅有战国中山王墓铜版兆域图、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马王堆汉墓帛地图等有限的几种。同时代的竹木简牍文书、丝帛织物则是蔚为大观，相比更显地图的稀缺。从长时段来看，秦汉之际的地图实物尚有上述出土，此后近千年则是几无发现。这给人的直观印象似乎是：古代地图使用有限，因而发现很少。

　　材料的稀缺与断裂，还可从地图本身的特殊性思考。地图的制作是简易或繁复，地图的复制效率、传布范围，地图的材质是否易于保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地图的流传。日本地图学史专家海野一隆概括道，地图的流传有着“精亡粗存”“同系退化”等规律。此说从地图制作的角度，反思了材料面貌的成因，值得重视。战国秦汉的地图，也可从制作过程尤其是地图材质着眼，思考古地图实物的稀缺与断裂。

　　纸地图的残片

　　除了前述铜、木、帛地图，放马滩西汉墓还发现了纸地图的踪迹。1986年，天水市麦积区小陇山林业局在林场宿舍下发现了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钻探发现了百余座墓葬，发掘13座秦墓、1座汉墓。其中M1秦墓规模最大，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放马滩木板地图、简牍《日书》，以及多种竹木器。仅有的汉墓M5是文景之际的墓葬，位于发掘区的边缘。秦汉墓的数量及分布，表明放马滩墓区是秦代为主、汉初沿用的葬地。这座汉墓内出土了一块珍贵的纸地图残片。

　　根据发掘者的描述，纸地图“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质薄而软，刚出土时呈浅黄色，干燥后黄色稍褪。纸面粘有黑色斑点，不易去掉。纸面平整、较光滑。用细黑线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地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图。从图线的曲直、粗细和行笔看，为硬笔所绘，与一号秦墓木板地图有明显区别。纸质……为麻类植物纤维”。

　　纸地图上绘有四条较为连贯的曲线，曲线的一侧用三点画出“山”字形符号。放马滩秦墓的木板地图，与之时代相近、出土地点一致，其中有一面绘制未就的“半成品”值得参照。这面半成品地图，用曲线勾勒出半闭合的轮廓，曲线同一侧有“山”字形的尖状涂黑。葛剑雄称这一画法为“闭合山形曲线法，用于表示山体形态、山脉走向、山谷位置”。此法在其余六面放马滩秦地图中并未采用，今与放马滩西汉纸地图同观，可见曲线与“山”字形符号的用意是勾勒山体形态。纸地图的发现，可见地图绘制技艺在秦及汉初的传承，地图材质从木板到纸张的演进。

　　古地图的材质

　　古地图的材质，所见有铜、帛、木、纸、砖、石等，所用以帛、木为主。

　　铜制地图即战国兆域图，该图是由帛图转录于铜版之上的特例。兆域图铜版宽48厘米，长96厘米，这一尺寸与帛地图相近。汉初马王堆《地形图》，是用两幅48厘米×96厘米的帛拼连而成。马王堆《居葬图》是48厘米见方的帛地图，则是裁取了以幅宽为边长的正方形。《汉书·食货志》言，“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布帛幅宽约合50厘米，略大于古地图。这是因为地图边缘常有折边、缝线，裁二尺二寸之帛以制图，留出边缘余量就形成了48厘米的边长。铜版尺寸略小于布幅宽度，又与帛地图尺寸暗合，表明铜版地图制作前有48厘米×96厘米的帛图底稿。

　　帛地图颇为多见，战国王陵铜版有帛图底稿，汉初轪侯家族藏有多幅帛地图。在《史记》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燕国地图的材质，也可参照马王堆的《居葬图》。这幅帛图以一块长木片为轴心，卷为九层收纳在漆奁之中。地图要能收卷、内以木片或匕首为轴，材质当以柔软的布帛为宜。社会上层所见所用的地图，材质以帛为主。

　　木质地图，即天水放马滩秦墓所见七面地图。放马滩秦墓在山林深处，如木板地图一所绘，放马滩离最近的广堂里还有5公里的直线距离。墓区内多是小型墓，出土地图的M1秦墓规模最大，墓主应是在此管理山林事务的基层官吏。放马滩使用的木板地图，制作成本自然要比帛地图低得多。此外，汉代西北边塞常用到一种“烽火图板”，见于守御器物簿。“烽火图板”即木制的图板，是标明烽燧位置或烽火存放位置之图。边塞偶见帛地图的实用，居延汉简49.15+227.7记：“徐路人等以治舆地图，帛薄无余素，帛钱千。”舆地图是郡县所制、中央汇总的汉朝总图，故用帛庄重绘制，登记簿上素帛告罄，又花了一千钱买帛。制图的帛钱，相当于隧长五十日之俸。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社会中下层用的地图以木质为主。

　　至于砖、石地图，即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所谓“鲁班刻石为禹九州图，今在洛城石室山东北岩中”。此外，成都出土的东汉市井图画像砖，有“北市门”“东市门”注明方位，曹婉如先生将之辑入《中国古代地图集》。后世的石刻地图，最著名的是两宋之际的《禹迹图》《华夷图》，两图刻于碑之两面，立碑公之于众，供人观摩学习。战国秦汉时期，地图材质主要是帛与木，砖石地图并不多见。

　　纸的行用与古地图的稀缺

　　综合战国秦汉的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来看，文景之际入葬的放马滩纸地图，是目前仅见的纸质地图。它不仅是最早的地图实物之一，还是最早的古纸，在古地图与古纸的谱系中，都处于特殊的位置。

　　作为最早的纸，放马滩纸的工艺下启悬泉置纸、中颜纸等西汉古纸。古纸研究者发现，放马滩纸一面形成涂层，使得纸面光滑平整，便于绘图。悬泉置出土了数百张昭宣以后的古纸，时间序列较为完整。放马滩纸所见填料技术，在悬泉纸中逐步完善，造纸工艺也由布帘浇纸法发展出竹帘抄纸法。放马滩纸位于古纸技术谱系的早期阶段。

　　作为最早的纸地图，放马滩纸地图的绘图手法，上承天水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约在秦统一后入葬），又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入葬的长沙马王堆帛地图有相通之处。从放马滩纸地图在两种技术谱系中的位置来看，在秦汉之际形成了制图传承的放马滩地区，浇纸法与填料技术甫一成熟，就用新材质来绘制地图。甚至可以说纸张一出现，就用于绘制地图。

　　新材质的快速行用，首先会促进地图的极大丰富。沙畹《中国两份最早的地图》是古地图研究的肇始之作，关注到了蔡伦造纸与地图的联系。从放马滩纸地图来看，地图的发展期至少可以上溯到文景时期。

　　其次，制图以帛、木为主的格局将发生变化。在社会上层，帛地图的份额仍然稳固。前引“治舆地图”“帛钱千”简文表明，从地方到中央的舆地图制作，仍然选用成本较高的帛。西晋朝廷所用“天下大图”，一张图就“用缣八十匹”（《北堂书钞》卷九六引《晋诸公赞》）。纸地图的使用，见于东汉早期的李恂故事。李恂出使幽州，“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这是文献所载规模较大的地图绘制。《后汉书·李恂传》说他“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地图材质更有可能是物美价廉的纸张。西北边塞的纸地图虽然还未发现，但从悬泉置古纸的填料涂层、用于书写、用于物品包装来看，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纸地图是比木板地图更便捷的选择。

　　纸地图的行用，与当下所见古地图的材料面貌可能有着内在关联。东晋以来，书写材料普遍由竹木简牍过渡到纸。早在汉初，纸地图已经开始侵占木质地图的份额。木、纸相比，纸地图更易朽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等，虽有少量开裂但整体完好，地图的文字与图案都能清晰辨识；纸地图则遍布黑色霉点，仅余一小块残片。秦汉之际的古地图多批出土，此后至宋代千余年内几无实物发现。古地图材料在汉初断裂，造纸发展与纸地图的行用恰在此后。这两个技术史时间点的接续，提示着古纸与古地图的内在关联。

　　古地图是古代文明的凝练与见证。在战国秦汉地图史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常常被出土地图的片羽吉光所牵动，用放马滩、马王堆地图追溯秦汉时期的技术高峰。然而丹青易灭，图纸易朽。揭开放马滩西汉纸地图的残片，细绎传世文献中的地图踪迹，还可看到地图在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的历史影响，看到更为丰满的早期地图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