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凌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采用全球史的视角和方法，以章太炎为中心，展现斯宾塞自然—社会进化思想体系在西方及日本、中国传播回应、连锁脉动的壮阔画卷，尽显“80后”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学术前沿意识和学术能力。这部著作材料新鲜、丰富扎实，论证步步为营，下足功夫。洋洋60万字，始终文气畅达、精神饱满、言之有物。但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这部全球思想史之作的“思想”品质和价值。

　　升维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辨”

　　作者描画的这部“流动的人类精神的史诗”，始终聚焦于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进化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把人和社会放置于自然演化的进程之中，当作物质性的“自然”的一部分，从而使之“去魅化”。这样一种科学的、自然的、演化的宇宙、社会与人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思想前提，它带来一个延续至今的世界性问题，那就是人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失去了根据和源头。在世界古典文明中，人之精神性和超越性的根据皆在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然而，“科学”的这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把宗教和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即追究世界存在之大本大原，把那种“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人类天性本身，都判定为“不科学”了。

　　身处自然演化的宇宙历史之中，人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应该如何安顿，又何所可据？如作者所说，学界以前讨论斯宾塞与中国近代思想之关系，多集中在早期社会学萌芽、社会进化学说的影响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等方面，较少关注斯宾塞哲学本体论层面上的影响。而作者何以首先关注这个问题，并浓墨重彩地加以细致考索和论述，我想，这应该是受到中国思想语境的影响，那就是中国在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国家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越来越迫切地关注精神和意义的安顿问题。

　　当作者把视野扩展到“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进化论在全球的传播引发的是文明古国都要从灵魂深处面对的危机和问题。这又关切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方文明，如何在挟科学之伟力的西方侵略之下，主动进行文明的全面变革，为未来规划蓝图、确立秩序并底定思想根基；二是在学术上如何运用现代科学的认知方法，把本民族文明和历史放在世界整体普遍历史之中加以考察，寻找其定位，从而掌握阐释自身文明的话语权，掌握现代化道路的主导权。这两大问题环环相扣，密切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部著作题名为“原道”，其义大矣哉！在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的转折时代，就有“原道”之作。“原道”就是在文明发生断裂性巨变之时，重新推究存在之根基，以重溯源流，再建根基，指示并开辟未来。这部全球思想史之作，其实是把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中西之争”放到整个世界史范围的“古今之变”中进行考察，等于把这个大问题进行了“升维”，同时也把章太炎研究进行了“升维”。正是面对、考察问题的重大性，决定了这部著作的思想品质，从而使丰富的材料、新颖的视角、细致的考证都具有了“光辉”。

　　重新阐发章太炎思想的创造性

　　与斯宾塞不同，也与中国近代接受传播进化论的其他人物不同，章太炎对进化论带来的精神危机感受特别深刻，他的回应和再创造也特别深沉。章太炎与东京以井上哲次郎为中心的哲学圈子在思想上的联系互动最为紧密，这个圈子正是以佛学为主要的本土资源，融汇德国哲学与佛教哲学。全球思想史方法往往强调思想者不仅是思想的主体，更是近代观念全球性传播与生产的中介。把章太炎放在“两洋三语”的思想连锁之中，似乎突出的是其思想创造来自与日本明治思想界的联系与互动，但作者通过与同时期日文文献的细致对读，让我们看到了章太炎思想酿造的过程，这一几乎是剥丝抽茧的工作，反而更加清晰具体地凸显出章太炎思想的创造性。读罢全书，我总觉得作者所运用的全球思想史方法，其实就是细读加考证。正是基于扎实的搜集、细读、比勘、考据之功夫，才使得本书的论断既有强有力的证据，又有一种可贵的分寸感。

　　按照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般逻辑，我们往往会把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主体性之类的观念，置于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线索上，认为这些近代观念针对的是儒家传统，是要彻底解除“传统”对于个人和个性的压抑束缚，从而把晚清视为“五四”之先驱。但是，当作者把章太炎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与斯宾塞、岸本能武太以及其他日本思想家的宗教精神联系起来，我们便会意识到，章太炎“自贵其心”的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是现代思潮带来的新东西，但又是从古典中汲取资源，以对抗愈演愈烈的国家竞争之现代历史大势即社会进化。作者找到了一个由岸本能武太、夏目漱石、鲁迅周作人兄弟构成的思想脉络，为我们深入了解章太炎个体本位思想提供了路径。从岸本能武太到夏目漱石，日语中有以“余裕”描述个人主义经验的趋向，鲁迅和周作人都重视并强调“余裕”，他们文学精神的一大重心就在这里。“不触着”的人生、“有余裕的文学”着重于非功利性、非目的性的自由，拒绝将个体编织于社会进化、国家竞争的目的之中。章太炎所说的“个体”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只有个人、个体才是人的精神性、超越性的真正居所。章太炎的新唯识学，以“心体”为“真如”，而“心体”之上，再也没有确定牢固的“道”，而是“至深渊基”的“无”，这其实就是以根据“无”的“心体”为“真如”“本体”。这样的哲学具有极大的解放性，也包含着对生、对进化的极悲观的意识。现代的进化论进步史观设定完满美善的历史终局，作为对理性的信仰，其实仍然是一种宗教，可以称之为“未来教”。而章太炎根本不把人生意义寄托于未来的黄金世界，拒绝将个体的生存意义与群体进化进步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相对于“未来教”，章太炎打造和信仰的是“过去教”，是以过去之念、历史记忆造就的一体感相通感，为世人提供精神家园，是把对于自己生活世界的归属、爱护和改善之心，作为人生的意义和动力。在章太炎的“原道”中，“家国—历史”与“个体—自心”构成了极有意味的张力关系。

　　关于章太炎的齐物思想，作者主要依据了《国故论衡·原道》篇，而这仅是章太炎对其齐物论进行的初步阐述。作者引出与井上哲次郎相对立的井上圆了，强调井上圆了与章太炎两人之间观念的亲近性和相互支撑。如果在强调与井上圆了思想相似性的同时，又在比较中凸显章太炎齐物哲学的独特之处，那就能真正以全球思想史的视角打开对章氏齐物哲学的诠释空间，让我们对其思想内涵与意义有新的理解。

　　章学诚曾说，为学之道，“功力必兼性情”，彭春凌的这部著作，算是以真性情提出真问题，以真功夫做出真学问。我经常觉得，探索一个学术的新领域，开辟学术的新天地，需要有一种勇猛精进的探险精神，彭春凌的这部著作正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和思想探险。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