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强化经济、金融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处理好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充分运用理论思维和系统思维把握“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涵要义,对于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重要意义。
一、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呈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重要论述与之息息相关,深刻展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对经济运行的实质影响。
第一,深刻反映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基础,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申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基本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则影响和制约上层建筑的变化及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和“经济基础”均含有“基础”二字,可以说都强调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而一旦这个“基础”不稳,势必会影响到物质生产,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错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经济安全问题。
第二,深刻反映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世界市场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资本扩张又使生产和交往超越国界,从而形成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人类社会最终也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然而在这一进程中,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未改变。加之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具有全球性影响,一国的危机可能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既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之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维护好经济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第三,深刻反映“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对经济安全之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标识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并强调了生产力与科技、科技与权力间的紧密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对于科技与权力之关系,马克思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从安全角度看,科技带来的权力可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巨大的“科技鸿沟”,从而使后者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削弱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由此可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全球创新版图加快重构,世界经济格局深刻重塑,这些无疑成为高科技时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经历若干历史阶段。当前我国所处新发展阶段,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也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其中,“创新”注重发展动力,“协调”注重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开放”注重发展内外联动,“共享”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之中蕴含着包含经济安全考量在内的深刻的安全发展逻辑。
第一,以问题为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之下还存在科学技术“卡脖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生产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大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此时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也要在追求目标时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
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质量是事物所固有的规定性,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量互变规律则构成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反映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的目标追求。一方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国家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认识“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维护经济安全。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和具有超大市场规模的国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为此要不断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打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断点,增强供给体系韧性,同时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动态平衡。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瓶颈,科技的重要性也全面上升,还需更强调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必须统筹发展、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深嵌于国家安全的巨系统中,只有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才能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深刻把握发展、开放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是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要义的“五个统筹”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发展作为基础,安全便无从谈起,发展不足,安全亦难有效保障;而不安全则会对发展造成冲击,甚至使发展化为空中楼阁,只有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才能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事实上开放和发展都构成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既要开放发展,又要安全发展,三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在发展和开放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随之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发展进程中的风险挑战,统筹发展、开放和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此时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同时,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第三,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这一重要论述把发展、开放和安全有机联系起来,指出了增强“三种能力”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对推进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求,毫无疑问“三种能力”是国家安全能力的题中之义。一方面,要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也正面临重大调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是过去不能比拟的,为此不断提升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亦构成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深层逻辑。尽管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内外因素也更加复杂,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且与其他领域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维护和塑造经济安全,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编号:LSYZD21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