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各国均高度关注生物安全，这也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重要方向。2025年是阿西路玛（Asilomar）会议（全称“重组DNA分子国际会议”）召开50周年。阿西路玛会议是科学史上关于生物安全性和伦理规范的重要会议。该会议与现代生物技术伴生发展，共同推进了生物安全研究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对生物安全的探讨虽渐趋丰富，但如何构建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何谓生物安全，仍较宽泛；如何界定并维护生物安全，仍缺乏理论体系指引。
构建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现状
目前，通常所谈的生物安全仅宏观概念就涵盖生物安全、生物安保、生物防御和卫生安全等领域。实际上，生物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深度跨学科的前沿领域。相对其他领域安全，生物安全面临复杂挑战的根源在于生物技术的安全属性相对独特，呈现突出的社会性与两用性。这使原本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衍生出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科学效用。因此，生物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在观念思维和研究范式上都呈现出一定差异。
首先，生物技术与产业的两用性异常突出，归因与溯源困难造成严重的安全风险泛化。相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生物技术的两用性更加突出，防护与破坏之间的技术差异小、设施转化门槛低，进而引发国家间在判断对方发展生物技术行为和意图方面的信任难题，甚至在普通民用生物产品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突出的两用性。例如，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掌握疫苗、特效药物以及特定医疗设备，就足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药品掌控。
其次，生物安全问题的社会影响异常突出。与其他领域安全相比，生物安全直接关系人最切身的安全。在二十余年来的重大突发生物安全事件中，由群体心理和认知引发的衍生风险愈发严峻，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危机次生性”。这一特点实质性增加了在生物安全理论建构中的认识分歧。正是源于这种分歧的难以厘定，从冷战时期开始，生物安全问题就被一些大国策划作为相互抹黑、诋毁的舆论认知作战的工具。这些虚假信息在今天仍然在生物安全领域大行其道，持续恶化形成普遍科学和客观共识的基本环境。
最后，生物安全威胁的跨地域、跨领域、跨链条传播性更加严峻。病原体传播的全球性已经愈发凸显，无论是借助人类的交通工具，还是鸟类及各类物种迁徙，快速蔓延与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要特质，极大增加了在全球化时代的监测与管控难度。同时，生物安全风险向其他安全领域的传导更加突出，无论是物种入侵造成的生态安全危害、种质改造存在的潜在生态和粮食安全风险、新技术探索引发的伦理与文化安全等，都引发了严重的跨领域危机传播。目前，对于生物安全威胁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安全领域复杂关联关系的研究与认识尚较初步，仅发展出从“同一健康”（One Health）、“多元危机”（Polycrisis）等系统观角度，笼统把握生物安全对卫生健康、农业、环境、国防、经济等领域引发的多风险叠加共振复杂影响的研究与认识。
更重要的是，西方生物安全相关理念长期受到资本控制，并正在成为服务大国竞争的安全工具。这也成为呼唤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重要时代契机。
怎样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2020年前后，生物安全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领域安全之一，为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基于既有的实践经验和面向未来的发展需求，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应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一是突出发展与安全相统筹。构建中国的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按照别人所要求的“追求不发展的绝对安全”，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自己的生物安全。对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生物科技与产业不发展就是最大的“生物不安全”。应当坚持统筹生物科技发展与安全，对有益于国家生物科技发展和人民健康福祉的行为予以“促进”，对可能危害安全的行为予以“限制”，既避免泛化滥用安全概念和执着追求绝对安全，又必须坚决防范资本背后操弄的放纵式虚假生物安全，引导生物科技的负责任创新，推动生物科技创新与安全治理的统筹协调。
二是突出开放、包容与前瞻。西方的生物安全概念相对聚焦。相较而言，中国的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是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有机整体，业已成为全世界范畴最丰富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包括“四防两保”在内的八大领域，即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防止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防范生物恐怖袭击与防御生物武器威胁，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等，以及应对微生物耐药性和其他生物安全相关活动。应该客观评估这种中西方生物安全观念与理论的差异，在精准细化各分领域不断完善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一致性整合的顶层设计统筹，发挥好开放、包容与前瞻的优势，以开放性容纳更多新出现的安全威胁，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先进生物安全理论体系。
三是突出对“人的安全”的系统性关切。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面向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生物安全问题，必须应对的是不断深化开放过程中内源性与输入性风险同时突出的安全局面。因此，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既要关注全社会公民个体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生物安全威胁，又要从国家安全视角突出面向整体人口规模的食品、粮食、生态等系统性问题，更要从长治久安角度着眼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所面临的生物安全挑战。
四是突出命运与共的崇高理想追求。生物安全是具有非常代表性的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安全领域一直遭遇大国竞争逆流，以至于相对其他安全领域，生物安全的全球治理至今缺失。当前，在主要大国的持续操弄下，前沿生物科技及生物安全议题更有可能成为新的大国博弈利器。历史反复表明，以生物安全为代表的新型安全不是谁的技术强大谁就能绝对安全，而是取决于谁能将生物安全理论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有效融合，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必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充分尊重各国的独特经济社会文化特质，深刻认识生物安全治理是具有国家发展阶段性的命题，突出生物安全中的透明、共享与互信措施建设，以引领性的生物安全理论和实践持续助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是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智慧。“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托。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必然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比如预见性治理。以“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突出化险于未然的思路，增强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的预见与推演，构建关口更加前置的各门类生物安全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独特优势防线。再如，生物安全的多元治理特征突出，必须更加强调科学家及从业者的道德伦理与自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崇德尚礼、立信自省、重生慕俗等都应成为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重要柔性防护，与法律体系建设和具体治理举措一道，将道德伦理与公序良俗、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崇尚打造成植根于生物安全从业者中磅礴的内生遵循，使之成为中国生物安全理论体系的独特支柱。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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