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处的生态环境中，心灵应如何运作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善且合乎情理？儒家文化从情感出发，构建了区别于工具理性、功利理性的情感理性。这一蕴含文化价值追求的情理观，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发育提供了持续的保障与创新机制。儒家文化的情理观通过“止于至善”目标价值体系，引导心灵运作，实现人类心灵关系性的共同创造。从文化累积进化的视角来看，这一文化理想具有跨时间性的普遍性，对人类心灵的累积发育完善具有积极作用。从文化共享进化的视角看，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特定心理过程的本质，明确这种文化理想的目标导向性，即“为了什么”，进而理解这一文化理想的进化和传承可解决什么问题。阐明儒家文化情理观视角下心灵发育的认知与神经机制，能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共享心智提供文化进化的发展参考。

　　儒家文化以情感在人际之间具有的最大类同性为基础，通过心理模拟培育主体性心智和社会心智。它强调自然之情与道德情感的贯通融洽，进而发展出情感理性，即儒学中的理性是合乎情理又达于事理的情理不二。蒙培元先生指出，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以情为理，情即理。他认为，儒学是理性主义的，但儒学的理性是“情理”，即情感理性，在情之自然之中便有必然之理。黄玉顺则认为，儒家的人际情感具有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为仁的情感跃迁的特征，从而实现情感的德性正当性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儒家情感理性通过情来感通天理，并通过经天纬地的工具理性和制礼作乐的符号体系，最大化地促进人与社会的联系，塑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嵌入性，形成群体情感共享体验与“人际—制度—结构”的社会强化机制，实践参天化育的伟大目标。这种文化建构方式最大化地融合了客观之客观与主观之客观性，有助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终极和谐的实现。

　　进化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主体并不是一个与环境隔绝的存在，而是一个必须与环境中的他人和事物建立关系来实现其目标的主体。换句话说，情感是与他者即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儒家文化以“关系—主题—叙事”的形式建构情感伦理与社会规范，引导道德情感，这种概念化情感的形式可保障其在进化和个体发生层面上构建一种双重层次的社会认知组织，一方面包括共同的目标和注意力，另一方面包括个人的角色和观点。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建构范式，才能够彰显人性的光辉：（1）“你>我”（例如，亲社会的同情心）；（2）“你=我”（例如，相互尊重、公平和公正）；（3）“我们>我”（例如，义务感和内疚感）；（4）“我们（群体）>我”（例如，群体忠诚、对规范的遵从、羞耻感）。

　　基因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影响人类情感，这种双重遗传模型表明，情绪是由与生理和行动调节相关的神经机制支撑的，即使基本情绪诸如“愤怒”“恐惧”“悲伤”和“快乐”，也是通过人类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社会传播演变而来的文化人工制品。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情绪表征能够在神经系统的多个层次上被观察到，它既是抽象的/模态的，也是具体的/感觉特定的；情绪信息不仅能在体验中影响整个大脑，还能调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帮助我们决定如何学习和记住什么，这确保了大脑以统一的方式运作，即情感结果是感知、思维和行动的驱动原则。此外，情绪表达在协调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人际互动，校准共同目标。广泛的证据表明，观察者可以准确地从一个人的面部、身体、声音、言语和象征性的表情中感知情绪，并且这种情绪感知会进一步被情境信息所告知，而观察者从这些对表达者、情境和自我的感知情绪中也可以得出相应的情境化的推论。新近的理解他人的神经模型研究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用一个多层次结构模型来描述，更高的层次描述了更广泛和抽象的功能类别，而较低的层次解释了功能如何应用于由特定刺激和任务格式给出的具体上下文。

　　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社会认知的不同组成部分与五个大脑区域相关。在后部颞叶皮层中，外纹体区域与感知他人身体的形态有关。后部上颞沟区域则涉及将人体的动作解释为具有目标的行为。位于颞顶联合区的一个独特区域使得人类能够对心理状态内容进行推理。内侧前额叶皮层至少分为两个亚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情感共鸣有关，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则与人类独特的三元关系表征有关，这种关系涉及两个心智和一个对象，支持共同注意和协作目标。这种联合意图的能力既是人类认知的独特属性，也是社会认知的核心方面，依赖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联合区的扩张，而联合皮层能够以并行分布式网络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认知联合区与内侧颞叶前部区域（涉及情绪学习和社会行为）存在选择性连接，包括位于或靠近基底外侧复合体和内侧核的杏仁核。社会认知功能是通过杏仁核内部神经环路与更广泛的分布式联合网络之间的协调活动产生的，而内侧核可能在人类的社会认知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杏仁核在情绪激活与加工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从神经科学角度为儒家情理观的普适性提供了依据。

　　儒家文化情理观的核心在于实现“参天化育”的共享心智教化和提升。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儒家推己及人的自我—他人融合行为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特定活动模式相关，对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刺激可增强自我—他人融合行为。对人际同步行为的研究发现，在有意同步过程中，额下回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脑间网络而非脑内连接成为成功交流的关键，即从单一脑内的反馈回路转变为两个大脑之间的反馈回路。在社会互动中人们非常擅长从身体动作中推断情绪状态，是因为动作观察网络的神经模式尤其是顶叶下小叶在情感互动的情绪解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情理观对情感首要性与价值性的肯定，与社会功能主义理论相呼应。该理论强调情绪使个体能够在动态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维持和协商强大的关系：在感觉体验中传递满足关系需求的信号；将思想导向关系行动；通过表达行为构建动态的社会互动。文化将这些在不断变化的表征、符号和仪式中的情绪相关过程存档，使个人能够体验到共同体和集体情绪。在此框架下，情感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关键适应性特征。相关研究充分彰显了儒家文化一贯倡导的“道始于情”情理观的时代价值和未来力量。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