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相关研究中，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目光多聚焦于报刊本身的发展脉络，读者作为新闻的消费者和报刊价值的实现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蒋建国、许高勇所著三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下文简称《中国报刊阅读史》），独辟蹊径，以读者阅读为核心，为新闻传播史的学术探索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现代报刊阅读的著作，《中国报刊阅读史》从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的阅读研究起始，以报刊发展为脉络，共分三卷展开。第一卷以晚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为背景，探析新式报刊读者群体“蔓延”扩展的具体过程。从早期少数开明士绅通过宗教报刊了解“世界知识”，到甲午之后时务报刊成为新学新知的“载体”，乃至清末学生阅读革命报刊的热潮，报刊的阅读始终是社会思潮变迁的风向标，对于晚清读书人而言，报刊阅读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第二卷聚焦于时局波谲云诡的北洋政府时期，以新闻事件史为线索，通过深描政治阅读、文化阅读、社会阅读的联动机制，勾勒出政党报刊、思想类报刊与商业报刊阅读的阶段特征。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变时期，身处变局中的“读报人”通过阅读报刊拉近与社会事件的距离，观察时局的同时思考个人境遇。从“阅读”的视角切入，本卷揭示的是报章中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激烈交锋如何在读者心中引发思想的波澜，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思潮的演进。

　　第三卷则着眼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报刊阅读图景。战乱之下，党政官员通过报刊新闻表达他们的政治观念，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来观察时局变化和选择政治路线，进步作家通过报刊表达他们的革命情怀。本卷以党派报刊与民办报刊发展为脉络，通过“深描”读者读报的细节，将读者对新闻的“记”与对历史的“忆”结合起来，凸显读者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境界，以及政党报刊的舆论宣传力量和社会影响。

　　自2004年一份广东的购报记录吸引蒋建国的关注开始，到2024年三卷本问世，《中国报刊阅读史》从“动工”到出版，历时整整二十年。在一份份漫漶的日记、书信稿本中，蒋建国以读报人留下的“零碎”文本为基本线索，通过300多种报刊上千位活生生的读者，勾勒出中国近代报刊阅读与社会变迁交织的多元历史画卷，不仅为阅读史研究留下了不容忽视的“补白”之作，亦推动着中国新闻史书写的范式转型。

　　视角开拓：读者本位的范式创新

　　如果将信息传播视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报人是生产者，报纸是产品或商品，读者就是消费者，三者之间相互依存，是构成整个新闻市场的核心要素。在蒋建国看来，阅读报刊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方式，忽略读者作为消费者的主体存在，就难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新闻市场的全貌，更无法评价报刊是如何进入市场并进一步产生社会影响的，也谈不上研究读者读报纸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阅读作为一种日常实践，是报刊介入大众生活、改变人们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重构交往关系的基本机制。以谁在读、读什么、在哪儿读、什么时候读、怎么读、为何读六个问题为核心，阅读视角的引入将文本（媒介）、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地勾连，从而为近代新闻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新闻报刊是推动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是贯穿中国新闻史相关学术讨论的基础性共识。在中国近现代的各个时期，“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办报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都是办报人的雄心壮志。而有关办报人的主观意愿与阅报人的实际接受之间张力的探讨却付之阙如。

　　报刊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并非顺理成章的自然条件，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报刊的具体现实效果到底有多强这一问题之前，对“谁在读报”“如何读报”的探索很有必要。阅读视角同时揭开的是新式传播媒介的“接受史”。

　　“接触”是接受的重要前提，想要探究报刊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传播效果，首先要对报刊的覆盖范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而，《申报》《时务报》《新青年》等产生社会广泛影响的报刊过万份的发行记录仅是报馆方面的“自我宣称”，展现出的是一个“应然”的模糊面貌，从读者角度的考察则提供了触摸“实然”场景的宝贵机会。

　　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身份的读者留下的阅报印记展现的是数字背后真实而生动的现实图景。1874年，《申报》创刊两年后，浙江绍兴的退职官员平步青就能在距离上海200公里外的偏僻乡村接触到当时尚属稀缺的《申报》，成为《申报》两千多份订阅读者的一员，而在距离上海2000公里之外的东北地区，1880年，时任吉林分巡道，兼藩、臬两司之职的顾肇熙也能通过友人的书信辗转阅读到一个多月前的《申报》。平步青和顾肇熙，一个偏居一隅的致仕乡绅，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在职官员，所代表的是《申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能触达的鲜活切面。

　　通过对报刊阅读记录的追踪，可以描绘出近代报刊作为新式传播媒介对晚清普通民众信息接收网络变革的具体冲击。新式报刊打破了清政府在官方新闻发布方面的垄断地位，为普通读者开辟了快捷而准确的信息新通道。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从“读者”的眼光审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过程，也有助于呈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保守—进步”“精英—大众”的简单叙事之外，不同读者对同一份报刊内容的个性化理解也为报刊媒介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多样化的解读视角。

　　这种从阅读行为到社会影响的研究路径，揭示了新闻传播在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中的内在机理，是传统新闻传播史研究难以触及的深度与广度。

　　深耕史料：以“阅读”回应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关键问题

　　阅读史研究，史料是关键，更是研究中最大的难题。作为一种“即时”的精神文化活动，阅读行为与阅读记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等。“记”仅是“读”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特别是当阅报成为一种“惯习”之后，读者仅记录新闻内容而省略消息渠道也是常见情况。而绝大多数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下完整阅读记录的读者，更是成为“不可见的”身影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这为报刊阅读史特别是整体性的报刊阅读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中国报刊阅读史》的创作过程中，蒋建国广泛搜罗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文集等多类型史料，尤其珍视一手资料的开掘。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稿本、抄本、报刊原件等珍稀史料中打捞起数千位中国近代报刊的真实读者。

　　从日记等散见材料中发现“报刊新闻”，是一个极为艰苦的过程，对“阅读文本”的解读更是考验研究者的功力。但正是在日记里无数具有复杂意义的文本中，蒋建国“重演”出读者的阅读经历和历史场景，并跨越时空，建构文化意义，展现出报刊知识和新闻资讯在士人思想世界的回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细碎史料中对“谁在读”“读什么”“怎么读”等问题的追问，有时也会对中国新闻报刊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或成为学界重要争议问题的有力证明，或成为模糊地带的新领域开拓。《中国报刊阅读史》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886年，松江府的生员张锡恭考取拔贡，赴京参加拔贡朝考。6月2日（五月初一）道经天津时，他的一条阅报记录尤为值得关注，“午后偕谱桐散步至紫竹林，乃楚宇也。阅《时报》”，张锡恭在天津与友人散步，与《时报》的“偶遇”，虽是不经意的记载，却以一名真实读者的身份证明《时报》早在1886年6月就已公开发行，而之前一般文献所标注的《时报》创办于1886年11月的说法，显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时报》是天津地区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在地方新闻史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早期新闻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学界早期有关《时报》创刊时间的争议，“八月说”和“十一说”双峰并峙。然而一般文献标识的1886年11月6日（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其实是与英国人亚历山大·宓吉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 的混淆。学术研究随原始史料的更新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报刊底本的逐步公开与数字化，关于某份刊物具体出版与存在时间的确切考订也许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张锡恭日记所留下的阅报记录所提示的重要意义，更多体现在新闻史学考证的多元化趋势。报刊文本之外，投向读者的挖掘与证伪也许将会提供愈来愈多的意外之喜。

　　另外，在晚清波澜起伏的历史当中，汉军正白旗人斌椿似乎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人物”，1866年之前，他最高级别的仕宦经历也只是山西襄陵县的一个小知县，除此之外便是赋闲在京时经亲戚介绍曾做过海关税务总署赫德的中文秘书。而正是与赫德的这次交往经历悄然改变了斌椿的命运。1866年正月，年过六旬的斌椿带着“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的雄心，率同文馆学生四人、两名英国人及一名法国人出访欧洲。当年五月十七日，斌椿使团行至荷兰，乘船至泄水公所，看到“用火轮法转动辘轳，以巨桶汲起，由外河达海。堤高数仞，日汲数千石”。如此壮观的场景引得斌椿诗兴大发，即兴赋诗一首。第二天，他便得知，“昨观火轮泄水，题七律一章，已印入新闻纸数万张，遍传海国矣”。

　　作为清政府向西洋各国派驻外交使臣所必需的前期准备工作，斌椿使团是中国近代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考察团，斌椿在西洋报刊的发表行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意义不言而喻。斌椿的读报记载，不仅是中国官员早期海外接触外国报纸的鲜活例证，亦是探寻晚清士人在西方世界媒介运用与报刊发表的关键证明。斌椿等洋务运动初期出洋考察的中国士人的海外报刊阅读及其所产生的思想冲击与意义构建同样值得进一步挖掘探讨。

　　“人学”转向：开掘个体生命的意义世界

　　报刊阅读史是新闻报刊被阅读的历史，读报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角色。一如蒋建国所言，“报刊阅读史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人、理解人、观察人。”《中国报刊阅读史》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对具体的“人”的关注。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掘，被蒋建国称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人学”转向。

　　以“人”为核心，寻找历史上真实的读者，呼唤的是对历史本真性、复杂性的回归。如书中对周作人、胡适、蒋维乔等学堂学生1902—1905年阅读记录的微观分析，揭示出了新思潮如何通过《新民丛报》重塑青年学生知识结构；而对金毓黻等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阅读偏向与重心转移的个案研究，则展现出新思潮在社会扩散曲折复杂的多维路径。这种以碎窥全的研究路径，使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经验得以复活。

　　《中国报刊阅读史》的“人学”取向更多地还体现在对个体的内心需求、情感及社会关系的探析。除了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读了什么报”等基本问题的关注，书中还尤为重视阅读报刊在读报人的内心世界所引发的震动。这也使该书兼具了思想史的深度。

　　“阅读产生知识，知识催生信仰”是该书所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读者读报的根本目的是追寻意义，阅报的过程也同时进行着观察自我、想象他者、阅读社会的生命体验。

　　读者的阅读不仅是对新闻的解读、更是对历史的介入。近代中国，报刊作为知识纸、思想纸与政治纸，与社会变革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报刊文本的思想激荡，更存在于读报人的阅读感知中。阅读是构建意义的过程，对于近代中国的读报人来说，阅读报刊不仅仅是在阅读新闻，更是在阅读中观察时局、了解政治、思考社会。

　　以阅读视角推动中国新闻史书写的范式转型，以扎实的史料回应新闻传播学的关键问题，以“人学”的眼光探寻具体读者的意义世界，《中国报刊阅读史》用鲜活的材料和娴熟的写作让近现代中国报刊阅读的历史“活”了起来。不论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业学者，还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部著作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阅读乐趣。

　　一如达恩顿所言，“如果能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就能懂得他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只有充分认识读报人群体在历史断裂与传承中的彷徨、奋起与转变，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