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叶昌炽《语石》称：“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绛州以闻喜为盛，泽州以凤台为盛，蒲州以永济、虞乡为盛，潞安以长子、屯留为盛。”清人所称蒲、绛二州，皆属今山西省运城市，泽州约今山西省晋城市全境，潞安即今山西省长治市中南部。2024年7月至8月初，“山西北朝石刻遗存文献抢救性整理研究”课题组成员张庆捷、孙瑜、康敬亭、周翔一行赴山西东南部长治、晋城二市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北魏至隋代石刻文献。

　　长治、晋城一带古称上党，东枕太行，南临中原，西望黄河，北通幽燕，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四陉，皆为交通枢要。此行调查踏足长治、晋城15县区，收录石刻文献70余则，包括墓志、造像碑铭、造像座铭、石窟题记、摩崖题记等，除数方隋代墓志外，余者皆属佛教石刻文献，以北魏迁都洛阳后及北齐时期文献最为丰富。

　　北朝晚期至今，已近1500年，石刻崩毁倾圮者不知凡几，今人得见70余则已属万幸，其中文字漫漶、纪年难辨者亦不在少数，殊为可惜。如晋城市沁水县博物馆藏千佛造像碑，原立于沁水县龙港镇王寨村，为粗砂石质，风化剥蚀尤为严重。据《三晋石刻大全》，此碑碑阳龛外左侧有题记“太和十一年岁次癸酉”，此处著录应误，太和十一年（487）为丁卯年，与“岁次癸酉”不合。此次实地观察本欲厘清此则题记，但见此碑龛像、铭文风化惨重，小组成员俯身碑前，上下借光，调整视角，所读出不足二十字，碑阳龛侧铭文仅“太”“癸”二字较为清晰，“次”“酉”二字依稀可辨，其余皆难辨识。按癸酉年应为太和十七年，《三晋石刻大全》成书时，此碑风化已较严重，录文者可能误将“十七”识作“十一”。此外，此碑龛像风格与晋城市高平市建南村太和二十年千佛造像碑相似，尚存云冈二期造像遗风，其为太和十七年所造可能性较大。除纪年题记外，碑阳、碑侧所刻邑子姓名也难以辨识，龛下见“比丘”字样，碑阴似有史姓供养人姓名，若此碑确为太和十七年所造，则是山西现存造像碑中最早者。

　　与之相似者还有长治市黎城县小门摩崖石刻。此处摩崖共开八龛，中央有一小型摩崖碑，依崖面雕琢龟趺碑，龟首残失，碑上半截亦不存，下半截字迹可辨，为碑体楷书，兼有隶意，可见“六年岁次丙辰”字样。此碑左右两侧皆有龛像，左侧约1米处有北齐造像龛，龛外可见天统五年（569）题记；碑右侧紧邻三连龛，龛中造像面目已损，观察其龛形及造像体态、服饰，为典型的晋东南地区北齐至隋代造像风格，龛柱刻供养人姓名，皆魏碑体，与此摩崖碑书风相似。此碑年代应与其左右龛像相差不远，察北齐至隋代的“六年岁次丙辰”，仅隋开皇十六年（596）相符，故暂推测此碑为开皇十六年所刻。此处摩崖碑文在晋东南摩崖石刻中属篇幅较长者，文辞优美，且涉及山川地名，可惜半截碑已残缺，碑额形制不明，语句不相连属，一些重要信息或已湮没。

　　黎城县之行，有遗憾，也有趣味和惊悚。黎城县文博馆藏有北魏造像碑一通、隋造像碑一通、隋墓志一方，北魏张法光、张法愸兄弟造像碑为建义元年（528）所造，此年北魏三改年号（孝昌、武泰、建义、永安），此碑称“大魏大代建义元年”，魏代并用，颇为罕见。两例隋代石刻则见证黎城更名，据《元和郡县图志》，“后魏太武改潞县为刈陵县，隋开皇十八年改刈陵为黎城县”。黎城县汉代称潞县，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改为刈陵县，黎城县文博馆藏隋代名碑开皇五年《宝泰寺浮屠碑》中，即两次提到“刈陵县”，同馆所藏隋开皇十八年《□徹墓志》则称“黎城县”，按《元和郡县图志》，开皇十八年即刈陵县改称黎城县之年，此墓志应是现存“最早的黎城”。白岩山北朝摩崖龛位于白岩山顶的石窟外，龛旁有题记两则，文字漫漶难以辨识，依稀可见北齐“武平”年号，康敬亭、周翔在对两则题记拍摄、测量、记录后，将身体探入石窟，识读明代题记，不料窟门上方经幡后藏一拳头大的马蜂窝，马蜂受惊一涌而出，众人不免中招。后续调查中，在晋城市高平市鹿宿石堂沟石窟、高平石堂会石窟又遇蜂窝，虽有惊无险，但我们记录、拍照、测量时仍心有余悸。

　　山西表里山河，如《语石》所言，“山径崎岖，商旅不至，我车我辇，艰于转轮”，上党地区更是地势险峻，苏轼也称“上党从来天下脊”。一些摩崖、石窟藏于深山密林，需徒步寻找或攀至高处测量拍照。如泽州故村隋大业年间摩崖题记处于深山密林中，且位置较高，脚下皆是滚动的碎石，需要脚踏树枝和相对稳固的山石艰难攀爬至高处拍摄测量。沁源韩家窑摩崖位于距地面近十米的陡坡，康敬亭身背相机手脚并用爬到摩崖处，记录下北齐、隋代摩崖题记的清晰图像和准确尺寸。辘轳井村摩崖位于晋城市泽州县辘轳井村西北深山密林中，共有北魏龛13处，另有唐代龛1处、清代功德碑1通。北朝龛像水蚀严重，皆为尖楣圆拱龛，内雕坐佛，佛像皆头大身小，体形纤瘦，雕琢粗简，面目皆损，摩崖题记10则，有明确年号者7处，分别为北魏神龟三年（520）题记4则，正光二年（521）、正光四年、正光五年题记各1则，皆为开龛发愿的功德主姓名，笔道纤细，少有波磔，略显凌乱。这与相邻沁水县的后托盘摩崖题记、柳木岩摩崖题记、西大村千佛造像碑以及陵川县千佛造像碑等北魏晚期晋城地区石刻文字之奇拙粗厚、多用方笔的书体迥然不同。造像记字句简短，功德主概无官爵，题记亦无常见的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因缘眷属”祈福之语，只镌刻何年何月何人造像一区。

　　山西东南部佛教信仰、龛像开凿初盛于北朝晚期，其后历代信徒以北朝石窟摩崖为礼佛场所，这种历代层累的开龛造像活动在黄河流域十分常见，不仅见于云冈、龙门、巩义、邺城等大型石窟，在晋中、晋东南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也多有发现。如平顺县二龙凹摩崖，在不足5平方米的崖面上，上方有北齐武平年间的造像、题记，下方有明正德、万历年间祈福题记，当代信众又在崖面外垒砌一座砖房，上方高挂红绸，下方设有供桌、香炉。壶关县北庄小石窟为东魏时期开凿，平面呈马蹄形，空间极小，人无法进入，窟内左壁到正壁有武定二年（544）题记，正壁右侧至右壁又有唐代永徽五年（654）题记，窟顶有元代墨书“至元廿一年到此闲游记”，窟外有唐代浅龛，内雕刻弥勒七尊像。小小一处崖面，文字内容如此丰富，年代跨度如此之大。

　　从此次调查获取的资料来看，长治、晋城造像碑、摩崖龛像的功德主多为宗族、社邑。以沁水县为例，郑庄镇河头村柳木岩北魏延昌四年（515）摩崖题记中出现了多名酒姓供养人及其子孙，郑庄镇西大村北魏千佛造像碑刻有酒姓供养人姓名30余例，固县乡后托盘村北魏摩崖功德主多为马姓，兼有少量刘姓、酒姓等。一些碑刻、摩崖的功德主有官职、爵位，这些窟龛碑刻往往体量较大、石刻文字工整秀丽，多见供养人线刻形象，如，高平市博物馆藏天保九年（558）董黄头造像碑、阳城周壁村天保六年摩崖等。一些石窟没有明确纪年，可通过线刻供养人画像旁铭刻的官职爵位信息，结合传统文献和历史地理沿革研究，对造像年代作出大致推断，如高平高庙山石窟、泽州碧落寺石窟等。一些小型摩崖龛像的建造者往往没有官爵，仅刻造像年代、供养人姓名、祈愿对象，供养人或称清信士，或称佛弟子等，或称邑子，发愿文内容简单，直观可见的历史地理信息较少，人名较多，这种情况才是晋东南地区北朝石刻文献的常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山西北朝石刻遗存文献抢救性整理研究”（21VJXT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