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显符（940—1013），主要生活于宋太宗和宋真宗两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仪器制造家。据有关史料记载，韩显符先后制造了两架大型浑仪，即至道浑仪和祥符候仪。浑仪在天体测量和天文观测以及历法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制造两架浑仪，不仅在宋代，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正因如此，学界才对韩显符浑仪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当然，学者的认识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识韩显符两架铜浑仪的性质。如果其性质不清，人们就很难客观、准确地认识韩显符浑仪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至道浑仪是观测仪器

　　如众所知，测量天体坐标与两个天体之间的角距，或者说，测量星宿的赤经与去极度，应是浑仪的一项重要功能。在北宋之前，唐代李淳风已经将铜浑仪从两重环（即外环和内环）改进为三重环（即在内环和外环之间增加了一个三辰仪），从而使铜浑仪的观测精度越来越高，同时其功能也日益增多。五代浑仪没有改进，据《五代会要》卷10载：后唐清泰三年（936）十一月，司天少监赵仁锜曾到汴州（即开封）取后梁留下的浑天仪。可惜，“旧浑天仪损折，不能拖运”。即使放置在文德殿（又称前殿或外朝）鼓楼下面的铜浑仪，也是“制极疏略，不可施用”。宋承五代之后，厉禁“玄象器物、天文图书”在民间流传，甚至宋太宗还诏“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数术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正是在此背景下，五代旧臣韩显符才在淳化初年（990），“表请造铜浑仪、候仪”。其中浑仪于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建成，并在司天监（亦即测验浑仪刻漏所）内筑台置之。对此，宋太宗给予较高评价，他说：“浑仪制度，废之已久。如显符于阴阳律历颇有性格，遂令考天象，仿古人遗意，创造此器，逾年而就，观其日月晦明，节候盈缩，星辰晷度，以管一窥疏密高下，无丝毫之误，信灵台之秘宝也。”由此可知，至道浑仪是用于实际观测的天文仪器。

　　既然宋太宗如此夸赞至道浑仪，说它“以管一窥疏密高下，无丝毫之误”，那就表明这台浑仪确实有其超前之处。考《宋史·天文志》载，至道浑仪之制有九：一曰双规，二曰游规，三曰直规二，四曰窥管一，五曰平准轮，六曰黄道，七曰赤道，八曰龙柱四，九曰水臬。根据《宋史·天文志》提供的数据，陈久金特将韩显符铜候仪进行了复原。此外，从“水臬”与“平准轮”结构的创制看，“地盘平准轮”的首次出现，不仅加强了仪器工作部分的水平调节，更重要的是，它还开启了北宋浑仪革新的历史序幕。在理论方面，《宋史·天文志》记载：双规“南北并立，置水臬以为准，得出地三十五度，乃北极出地之度也”。相对于《晋书》《隋书》及《新唐书》所载“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数值，韩显符所测定的北极高度是当时最新的精确数据了。

　　龙图阁浑仪是教学仪器

　　韩显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制成第二台铜浑仪（亦作候仪），安置于龙图阁，史称“祥符龙图阁铜浑天仪”。与至道浑仪不同，龙图阁浑仪的主要用途是教学而非实际观测。所以，《玉海·天文门》记载：祥符三年十一月三日，宋真宗“召辅臣至龙图阁观铜浑仪”。龙图阁不是一般地方，《宋史·职官志》说“阁上以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书、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可见，韩显符所制铜浑仪应当属于“宝瑞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宋真宗带领那些辅弼之臣前去龙图阁观看铜浑仪的主要原因。

　　由于“龙图阁浑仪”具有“皇权天授”的象征意义，所以在龙图阁安装一台铜浑仪除了教学和供大臣参观之外，并不常用于观测天象。如，当时跟随韩显符学习《铜浑仪法要》的保章正杨惟德等，在其所撰写的《景祐乾象新书》序文中明确记载：“臣等将司天监铜浑仪测验周天星次，较定前书，符契天道，具列于左。”因此，《玉海·天文门》载其用途云：“令显符选学生中可教者传授其业。”为教学之需，韩显符还撰写了《铜浑仪法要》十卷。对此，《宋史》本传载：“大中祥符三年，诏显符择监官或子孙可以授浑仪法者。”文中的“浑仪法”即《铜浑仪法要》，《玉海》亦作“候仪法”。可惜，《铜浑仪法要》后来已佚，其部分文字见于《宋史·天文志》。陈久金先生认为，当时沈括、苏颂在改造浑仪时，都曾参考过《铜浑仪法要》。

　　至于龙图阁浑仪的结构，邓可卉先生认为与至道浑仪相同。然而，《宋史·律历志九》却说：“真宗祥符初，韩显符作浑仪，但游艺双环夹望筒旋转，而黄、赤道相固不动。”是不是韩显符的铜仪制造技术退步了呢？不是的，至道浑仪用于观测，而祥符浑仪则是用于教学而非观测，所以才有“黄、赤道相固不动”的设计。

　　韩显符制作浑仪之所本

　　“五代乱亡，遗法荡然矣。”对于韩显符制作的浑仪，西汉的落下闳远不可及，而能够效法的只有孔挺、斛兰、梁令瓒和李淳风所留下的旧法。因此，《宋史·天文志》说：“铜候仪，司天冬官正韩显符所造，其要本淳风及僧一行之遗法。”沈括《浑仪议》又说：“至道中，初铸浑天仪于司天监，多因斛兰、晁崇之法。”这两条记载，哪一条更可靠呢？当然是沈括的《浑仪议》。考我国浑仪的演变历史，北魏斛兰的铁铸浑仪（412）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斛兰铁浑仪首次采用水准仪，被韩显符直接采用。

　　根据沈括《浑仪议》的记载，北宋“皇祐中，改铸铜仪于天文院，姑用令瓒、一行之论”，也就是说，韩显符制造两架浑仪并非“本淳风及僧一行之遗法”，依据此条史料，陈久金先生指出：《宋史·天文志》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李淳风所创浑仪不仅尺寸要大得多，环架结构也增为三层，区别是很清楚的”。

　　韩显符浑仪作为北宋最重要的两架浑仪，其研究价值较大。20世纪70年代，何丙郁通过研究典籍中记载的韩显符浑仪，得出古代“寸”与“度”的比率为1寸=2°；邓可卉经反复比较，认为郭守敬所制作的简仪与至道浑仪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中“定天极”的实验问题，“始自韩显符，成于郭守敬，直至明代周述学才对‘定极’理论做出明确论证”等。诚如陈久金先生所言：“韩显符的铜候仪虽然以后魏太史令晁崇、斛兰铁仪旧法为准，但却注以新的内容：它使浑仪结构再次简化，但却增设了黄道环，从而承上启下，成为北宋仪象制造的一个新起点。”

　　（作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