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秩序的变革步伐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将继续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推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智慧、声音与方案，助力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安全、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阳光照亮世界每个角落。面对“世界走向何方”的时代之问，面对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等世纪难题，中国将持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好变革。

　　全球治理赤字催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社会日益相互依赖，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回看“西方治下”的全球治理历史发现，与国际社会相随的是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各种危及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治理问题正在蔓延。在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复苏压力巨大，全球债务风险持续攀升。部分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脱钩断链”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世界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的一体化，其负效应溢出更加明显，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被弱化。尤其是激进加息政策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压力骤增，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刻不容缓。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债务问题和全球治理赤字等，面临资金缺口和经济增长受抑制。在安全治理方面，地缘政治竞争与军事冲突将长期存在，导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军事化趋势与大国互信缺失进一步凸显安全治理赤字。在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变暖趋势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但发达国家主导治理议程、逃避责任，导致治理举措落地缓慢，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社会领域，技术进步带来的规则空白与制度合法性和有效性困境，如网络空间治理的“全景监狱效应”，暴露了传统治理规则的滞后性。

　　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扩大，在于以西方全球治理理念为核心要义的传统治理体系旨在维护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与话语霸权，存在制度漏洞和责任逃避的倾向，无法应对当今世界的国际治理问题，无力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西方国家只希望新兴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在实际决策层面不愿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管理世界事务的治理权。可见，无论是世界经济困难，还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全球治理问题等都充分表明，传统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无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失序、经济失衡、社会失范、制度失灵、安全失控、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迫在眉睫。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呼声亟需新思想领航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历史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优势，在治理思想传播与价值观念输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搭建起“西方中心”的体系模式。事实上，一批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以西方为主的“文明统一理论”是错误的。西方治理思想和价值只是全球治理模式生成的一种理念选择，“强制选择”绝不受欢迎，并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或抵制。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全球治理话语权方面占据优势，宣扬和强推基于西方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治理政策，其虚伪性暴露无遗，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识破，所搭建在其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已经破产，可西方国家仍以其“天然的傲慢”和“掩耳盗铃”式的自负重复着这些老话。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治理思想的重构和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当人们走出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迷思，放下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膜拜”，重新反思人类治理之道时，非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智慧便扑面而来。在这一反思过程中，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全球治理之道和治理理念成为共识。儒家“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哲学智慧，孕育出中华民族尊重多元文明的胸襟，而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更彰显了中华文明中治理之道所内涵的魅力。

　　因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2013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清晰表明中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毅然态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此外，在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等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形成一系列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阐释和完善，成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处理全球事务的思想指引、动力源泉和根本遵循。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重塑

　　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未来，始于对全球治理的理论认知。从要素层面看，全球治理包括治理的主体、对象、目标、价值和手段等；从领域和内容划分，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安全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人权治理等。另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可细化出网络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层面。全球治理理论构成全球治理变革的思想基础和先导，规则体系则是治理的依据和核心。在理论层面，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均具有全人类共同属性，因此其理论体系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应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界限，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价值理念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构成全球交往基础的基本准则，是凝聚全球治理合作共识的最大思想公约数。在理念选择上，应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原则。在实践层面，应是基于共治共建共享原则的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当今时代所作出的积极回应，而其获得世界普遍欢迎和赞誉则与其蕴含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国际治理新元素新理念密切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与时俱进的中国实践，正由愿景走向实实在在的行动，由区域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地释放出其全球治理的丰富意蕴、理论初心和价值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最初的政治主张到逐渐落地生根为中国外交政策和具体行动，是中国治理思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重塑的实践过程。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的外交主张，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它打破传统的“国强必霸”历史逻辑，以“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东方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贯彻“强制替代”性逻辑，而是强调世界各国多元共生、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凝聚出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共识。这一理念的诸多实践成果，已充分证明了其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共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必将更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纵深发展，实现天下大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20VGQ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