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的发现和研究，把中国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要作为史料、语料加以利用，先决条件是将其分类、确定时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研契诸家认识到，甲骨文辞是若干刻写者的文字作品，根据文字对其进行分类，是合乎道理而切中肯綮的技法，甲骨字迹学由此应运而生。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甲骨字迹学研究经历了从初步观察到系统理论构建的近九十年历程，并在数字化与跨学科融合的推动下，展现出新的学术活力。

　　探索历程

　　甲骨文发现初期，学者主要关注文字释读与历史考证，但对字迹特征的观察已初现端倪。郭沫若在《殷契粹编》（1937）自序中指出：“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中创立“五期说”，据书体风格将不同时期甲骨文书体风格总结为第一期雄伟、第二期谨饬、第三期颓靡、第四期劲峭、第五期严整，这改变了当时人们对甲骨文辞浑然一体的认识。

　　数十年的甲骨分期断代实践，使甲骨学者认识到，“分类”与“断代”应从观念上区别开。随着李学勤（1957）提出的“先分类，后断代”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林沄（1986）进一步明确卜辞科学分类的唯一标准是字体。至此，学者对殷墟甲骨刻辞的分类工作有序展开，从此纲举目张，眉目朗然。学者发现，殷墟甲骨的字体类别，并非董氏过去所分的五大类那么简单。

　　在过去古文字学家进行字体分类的工作中，早已运用某些现代笔迹学的方法，可见字体分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黄天树（1991）指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笔迹虽有差异，但基本特征是不会变的，仍保持自身的书写习惯，而这种书写习惯具有以固有的书写方式重复再现的特点。观察甲骨所载契刻文字的书风、书体，辨识不同刻手群体独特的文字契刻范式与风格演变轨迹，能够使原本离散的甲骨材料被纳入时间序列。这为过去的甲骨分期研究确立了类型学框架，为断代工作奠定了基石，真正赋予了甲骨文辞作为史料、语料的历史维度。

　　理论与实践

　　张世超（2002）的《殷墟甲骨字迹研究》一书，正式提出“字迹”的概念，具有示范性意义。甲骨文字迹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它不是将甲骨文字仅视作“物”进行简单的形体比较、分类，而是将甲骨字迹视作古人契刻活动的一种遗迹，据之探索商代刻写者的契刻活动规律，以至社会活动的情况。可见，由“字体”到“字迹”的进步，实际上体现了古文字学者认识的深化，即由单一、平面、静态的描写归纳发展为分层级、多角度、动态立体的个人契刻行为的综合探研。

　　具体来说，过去所说的“字体”，指书体风格、字形结构、用字习惯，而“字迹”理论的构建，则借鉴现代刑侦学中的笔迹学，从甲骨刻辞的正体着眼，除字形与书体风格外，刻痕、行款布局、记事的书面语言形式等反映刻写活动特征的内容都包括在内。16万片甲骨上的文辞及其中所见的文字现象是庞杂、异质的，依据上述字迹特征进行分类，能剥离出一个个接近同质的刻写系统。同时，修正早期研究中将“贞人”等同于“刻手”的误区，将“刻手”“贞人”两种身份分离，强调刻手在甲骨契刻中的专业性与独立性，揭示刻手群体的代际传承与风格演变规律，为甲骨文断代与商代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可以说，字迹学理论是以文字生成的角度，重新审视数千年前的甲骨刻辞，将甲骨研究从“文字本体”推向“书写实践”，拓展汉字早期形态认识的边界，进一步揭示文字背后的社会实态。

　　继张世超之后，蒋玉斌、周忠兵分别对子卜辞、历类卜辞进行极其致密的分析，成功划分出新的字体类型，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此后，多部论著按照字迹，对类组及其小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对村北系与村南系之间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任何学科的精密化都需要科学的分类，利用字迹学的“新视角”，对某一类甲骨进行分类再整理，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新趋势”。全面、系统、精准的量化统计结果，必将推动甲骨学研究攀向新高度。

　　目前看来，运用字迹学理论进行研究，是古文字学者共同的理性追求。以李松儒为代表的学者，受早期甲骨字体研究的启发，深耕简帛字迹学理论，为出土材料的断代与辨伪、古文字考释、先秦典籍的传抄与流传等方面提供新视域。相比之下，金文字迹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涉及对书手或刻手字迹变化的具体分析。总体而言，古文字字迹学的框架已经建立，但各分支发展并不平衡，仍需长期投入、持续探索，深化对不同文字体系的多维度认识。

　　现实意义与未来展望

　　字迹学的介入，对甲骨文字进行精细分类，可显示字形的演变和时代特性，使得甲骨字体分类学由过去被人说成是“只可意会”的玄学，变为“可以言传”的一门易于把握的科学，使一般人也能够直接感受、掌握不同刻手奏刀、用笔的风格变化。对于书法创作者来说，把不同风格的字形区分开来，在用甲骨文集成联语诗文、写成屏幅楹联时，便于选择书体风格一致的字体来完成：或用笔道朴拙、刚劲有力的历二类书写，或用工稳清秀、形如小楷的何二类书写，正如用颜体则全幅作品都用颜体，用柳体则全用柳体。这样可以保持一幅作品字体风格一致，提升作品表意立境的美感层次，使得书法艺术具有共性美。今天，甲骨学走出象牙塔，其社会效益也日渐彰显。字迹学的创获对甲骨文普及教育与文化传承开辟了新路径，让几千年前的古老文字变成了跨越时空的生活美学。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古文字学科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以甲骨学为例，近三十年在考古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的交叉渗透下，甲骨字迹学呈现出精细化与定量化趋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数字技术为字迹研究提供了新工具，通过高清扫描、微距拍摄、三维建模等技术，高精度还原甲骨刻痕的微观特征，突破传统肉眼观察的局限。现代仪器能够量化文字的各项指标，如刻写痕迹的力学特征、字形比例、布局密度等参数，通过建立甲骨文字迹数据库，运用图像识别技术对刻写风格进行聚类分析，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笔迹特征提取算法，实现不同贞人的数字化建模。传统古文字研究高度依赖专家经验，存在人力有限、主观性强等局限，通过算法辅助与古文字专家验证的双向互动，不断调整文字现象特征提取的敏感度，逐步提升准确率，达到技术效率与学术严谨的有效平衡。总之，随着“计算甲骨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字迹学正面临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有望实现“质”与“量”的双重突破。

　　冷门不冷，代有传承。甲骨字迹学历经长期积淀，将由依赖经验的朴素书风认知，发展为融合多学科方法与现代技术的系统性科学。未来，这一领域将持续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溯源与传承中华文明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字迹学视角的何组甲骨再整理与研究”（24CY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