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务十四仓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天津武清区,是元代漕运历史重要的实物见证。十四仓遗址2024年度考古取得突破性发现,完整发掘出1座元代漕仓仓厫建筑基址,借助重点考古确认了漕仓院落遗址。该发现是“国内首次发掘出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对于揭示以十四仓为代表的元代国家漕运仓储系统,探讨其文明史意义有重要价值。
秦汉是漕运初创阶段,大一统在经济上的需求促进漕运发展,为漕运在全国范围实行提供条件。至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繁荣,漕运系统更加完善。元代政府学习唐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粮食仓储系统。
元代漕运架构是在金代漕运体系基础上,由正仓、太仓、漕仓、常平仓、义仓组成基本体系。元代粮仓出现较早,元太宗时已设。太宗元年(1229),“始置仓廪,立驿传”。出于为战争储粮的目的,建仓廪设驿站,由耶律楚材掌领黄河以北汉民赋税。元太宗初期,始用内河河道运粮。建立漕运,设管理机构时间是太宗四年。由《经世大典》,太宗五年,已有较完备的漕粮征运监督制度。地方仓库则随十路征收科税使出现,沿袭金代粮仓制度。太宗二年,“始置十路征收科税使”。为恢复经济、增加朝廷收入,耶律楚材设十路课税所,推行丁税、地税法。
元太宗定赋税等改革为后续国家治理奠定基础。忽必烈完善漕运体系,基本建立类似中原的粮仓体系。至元十九年(1282)海道开通,地处三岔河口的直沽成为漕粮转输要地。伴随海运壮大,漕仓机构调整。至元二十四年,分立京畿都漕运使司与都漕运使司。京畿都漕运使司为正三品,负责收纳海运粮,运送到大都诸粮仓。“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于河西务置总司,分司临清。”为管理运河漕运,接收海运粮,在河西务设正三品都漕运使司。京畿都漕运使司、都漕运使司与江南运送系统皆为元代重要漕运机构。
出于地理位置及安全防卫考虑,元代将大直沽作为漕粮转运中心,设接运厅、广通仓及临清万户府等。直沽成为漕运枢纽,贮粮重镇。漕粮到直沽交卸后,由都漕运使司接收,运至广通仓及十四仓等处。《经世大典》载,十四仓14座仓库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等共约900间仓房,可贮粮226.25万石。为缓解漕粮清点及转运压力,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直沽海运米仓。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多民族共有的大一统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固政权及促进民族融合,元代取法中原,采取多项措施,如在运河沿线建立大型国家漕运仓储系统,大规模实施南粮北运。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是治国安邦头等大事。为保障粮仓安全,多将国家粮仓建到离京师较近的地方,河西务由此成为元代高层漕运管理机构所在地。“以北则有上都、宣德诸处,自都而南则通州、河西务、御河及外郡常平诸仓。”《元史》《元文类》《大元海运记》《明史》《武清县志》等史料多有关于十四仓记载。元代为提高运送漕粮积极性,允许随船夹带南方商品。粮帑商货经直沽换驳船后北上,十四仓所在的河西务是必经之地。粮船商船川流不息,船客商贾络绎不绝,河西务成为粮食储运及物资集散地。十四仓自设立后,大量南方粮食、丝绸、茶叶等通过运河运输到此,运至大都或别地流通。随着海道开通,从至元二十年开始,海漕运量与年俱增。大德三年(1299),漕粮增到300万石,最多时一次就达180万石。天历二年(1329),经天津运抵京师的漕粮增加到352万石。作为元大都外围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漕运仓储基地,十四仓承担繁重艰巨的接运漕粮、供给大都的重任,地位举足轻重,成为拱卫京师关键一环。
关于十四仓的变迁,“自兑运法行,诸仓支运者少,而京、通仓不能容,乃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明正统年间,因加强京师粮仓管理,兑运法施行,毁弃临清、德州、河西务仓三分之一,十四仓功能减弱。自元初设立,十四仓在其存续的数百年里,既繁荣当地商贸,又发挥南粮北运等仓储集散功能,在保障国家安全、维系国计民生,促进商品流通及民间交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河西务十四仓遗址2024年度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证实十四仓整体功能与修建运行年代,为运河漕仓制度、漕仓历史、粮储文化、粮仓建筑研究提供考古实物资料。元代漕运有严格管理体系,虽然与漕仓相关仓储遗址记载很多,如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浙江宁波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等,但较少经过细致考古发掘,故该发现是“国内首次发掘出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可见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特征。
联系新发现的仓储、窑址,以及运河故道、引河、沉船等遗迹,证明十四仓遗址是以运河为依托的大型国家漕运仓储系统遗存,具有特殊考古研究价值。十四仓遗址考古新发现,呈现十四仓作为大型国家漕运仓储系统在运河文化遗产中的独特性,可助力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元代开通运河出于运粮备粮需要,由此,分布在沿线的国家漕运仓储遗址,是体现大运河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关键组成,为运河文明重要范畴。
“驿路通畿甸,敖仓俯漕河。”舟楫千秋传文脉,南北交融续新篇。河西务十四仓设置及运行,揭示元明漕运系统兴衰变迁与社会影响,折射漕运这一自秦汉兴起,唐代沿袭隋代,经宋代逐步完善的国家经济命脉发展演变历程,见证漕运恢宏历史及其促成的南北融合,漕运文明的传承。在此意义上,依托运河建立的元代漕运仓储系统和管理制度,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突出特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18ZDA2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