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不觉之间，恩师吴世昌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童年时双亲先后去世，十二岁便到药店当学徒，在贫苦艰辛的生活中，他凭着自己的发奋勤学和天资颖悟，考入南开大学预科和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破格进入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做研究生。抗日战争时期，流徙于后方各大学，直至胜利。1947年，他应聘赴英国牛津大学执教，曾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1962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吴世昌归国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里名家云集，诸位老先生和前辈同事都是我的老师，吴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我们虽然认识，但个人间的接触不多。此后，我为解决夫妇两地生活问题调到西北大学工作，1978年报考吴先生的研究生幸蒙收录，才重返文学研究所，正式成为吴先生的入门弟子，同届师兄弟还有施议对、陶文鹏、刘扬忠三位。

　　我们四人此前都有过十多年的工作经历，硕士的攻读方向都是“唐宋诗词”。吴先生因材施教，从我们各自研究选题的实际出发给予指导，一般不统一讲大课，而是各开书目，分别进行研读和写作。吴先生那时虽年事已高，但仍保持晚间工作至深夜的习惯。我们多是下午去吴先生那里，但四人同去得少，一人单去得多。在向吴先生汇报读书学习情况、请教疑难问题之余，也会聊及学术界和社会的一些逸话琐闻，吴先生乐于倾听，偶有评点，往往诙谐多趣，谈笑风生，与我们亲切无间。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李商隐研究。抗战时期，吴先生就在大学开过李商隐诗、周邦彦词的课程，他对此颇感兴趣也极为熟悉，认为李商隐其人、其诗历来颇受关注，但歧见亦多，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辨析，他支持、鼓励我进行深入的钻研。李商隐的诗集最初由宋人编辑，明清以来各种笺注和评论很多，吴先生对此了如指掌，一一加以介绍评论，在肯定前人笺注优点的同时，也指出其疏误和不足，尤其不赞成把李商隐诗歌向政治讽喻、令狐恩怨生拉硬扯的“索隐”解诗。他再三叮咛：一定要实事求是，仔细钻研义山的“原料书”（作品文本），立足作品实际，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前人的笺注自然要参考，但不要迷信，要独立思考，善疑勤问，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努力论证之。论证既要清晰确切，又要辩证全面，避免片面武断。吴先生常常会在交谈时随口吟诵李商隐的名句，饶有兴致地举出自己创作诗词化用义山诗歌的例子，解释其中的深意和妙处。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也每每不揣浅陋，大胆说出自己对义山诗歌的体会和理解，并对其风格特征加以概括，吴先生有的首肯、有的批评，我都认真记下，继续思考。在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谨遵吴先生的教导，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复斟酌修正，努力作出有理有据、不落俗套的论述，在学术研究上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锻炼。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再次与吴先生成为同事，受教的机会更多了。在长期交往中，我深深感到“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服膺真理，不迷信盲从”，这不仅是吴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根本准则。他是一个诚实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个耿介仁厚的长者。言必有据，绝不信口开河；坚守真理，九牛难挽；持正纠错，毫不含糊，尤其厌恶投机取巧、曲学阿世之流。

　　吴先生给我们的教导和启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广博与精深的融会统一。学术研究不能浅尝辄止，必须求深求精，凡事多追问几个“为什么”。这些是我们都懂得的，可是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求深求精永无止境，前沿热点变化多端，怎样才能不断进步，向未知领域探索，以求真正独到的创获呢？这里常有一点易被忽略，那就是必须有扎实广博的文史基础，丰厚渊深的知识修养，而所谓学术基础也是没有边界的。在这方面吴先生便是一个好榜样。虽然他指导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词，但其本人精通的范围却远不止于此。他大学念的是英文系，研究生时专攻国学，很早就被日本学者誉为“文史无所不通”。大二时发表《释〈书〉〈诗〉之“诞”》（《燕京学报》第八期，1930年）一文，运用文字学、训诂学、语言学等多种方法对《尚书》《诗经》中“诞”字的含义和用法作出新的解释。后来，他在大学任教，开设文字学、修辞学、中国文学史、唐宋作家研究等课程，自编多种讲义教材。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来看，兼跨文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乃至心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吴先生还兼通园林、敦煌、文物、诗词小说创作及中外文翻译之学，大都有专门的论著问世。吴先生善于抓住问题，将文字、音韵之学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其成果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还积极将学术服务于社会，如1934年，北平文化界爆发反对文物出洋的运动，吴先生在很短时间内即编写出近五十年中国文物流失清单（石刻、古铜、古瓷、古画等），在报纸上连续发表，给予运动以很大助力。这一举动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更须有广博扎实的文史功底。打开《吴世昌全集》，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吴先生学术天地之辽阔深广。特别是古典研究中的许多洞见，都显示出他对传统和现代理论方法的融通。

　　在这方面，我们与吴先生那辈杰出学者的差距无疑是巨大的，吴先生也经常提示我们：若要真正做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宋词的研究，有必要不断回头重筑基础，充实知识体系，不仅要对课题范围内的文本和相关典籍狠下功夫，同时还要在小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广泛的涉猎和修养。甚至尽可能把研究对象（如李商隐、周邦彦）读过的书都找来读一下，使自己的知识储备与之相匹配，这样研究起来才会游刃有余，而不至于捉襟见肘。这不容易做到，但有此自觉并切实努力则是十分必要的。吴先生的教导使我想起当年刚到文学研究所时余冠英先生要求我“补课”。我觉得，他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出于他们的切身体会，实乃宝贵的经验之谈。如今我年过耄耋，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补课”过程。中华文化浩瀚无涯，知识更迭日新月异，要真正做出一点成绩，这种“补课”是必不可少的。

　　吴先生治学既尊重传统，根基坚实，又注意融通中外，开拓新境，绝不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他在国外多年，可以自如地运用英文著述和教学，也熟悉外国文学及其理论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将之融通于自己的治学中，形成独特的学术话语。吴先生的词学造诣精湛，许多观点超越古人独树一帜，如对《花间》小令、周邦彦词叙事特色的揭示，便是一个成功范例。他发现周邦彦词具有西方短篇小说的结构特点。他认为：“近代短篇小说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文例。清真生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他运用科学实证之法，对其结构和艺术作出清晰透彻的解析，然后用中国诗词固有而独特的话语，提炼出“人面桃花型”和“西窗剪烛型”等结构模式，得出诗词写景抒情“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的结论。这些论述是对旧式词评、词论的开拓和突破，既立足于中国文学而又融汇于西方文学经验与理论，不但为词学开一新生面，而且其意义和影响远不限于词学本身。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将叙事因素和叙事分析引入向来偏爱讲抒情的中国诗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破了“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的陈说，为我们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导夫先路。近十多年，我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以及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关系的研究，完成多项国家级课题，其实都与吴先生的教诲、示范和激励密切相关。眼见这一研究蓬勃发展，新人、新著不断涌现，由衷感到欣慰，同时也更体会到吴先生学术思想的创造性和推动力之强大。

　　研读吴先生的著作，学习他的为人为学，发扬他的思想精神，促进学术研究的不断开拓和进步，这应当是我们对吴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