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以语录体为主要文体形式，由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以孔子的言行思想为主体内容，全书二十篇。它是研究了解孔子儒学思想的首要文献、轴心文本。由于《论语》主要由语录汇编而成，使其具有“形散”的表象，但其实“神不散”，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予一以贯之”，指出其中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蕴。不仅如此，孔子明确用“道”来涵摄自己思想的底蕴特质——“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表明把握一贯之道是理解《论语》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开显出孔子儒学具有求道之学的特质和追求。

   在《论语》中，“道”字出现了80余次，地位可谓“显赫”。如“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等，说明孔子将整个人生价值与道联系在一起，道的价值即是人生的核心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表征出道对于孔子而言具有超越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意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以道作为志之所向，可理解为孔子思想追求的最高目标与终极指向。《论语》中“道”的涵义也非常丰富，据颜炳罡概括，至少有10种涵义：道路；言说、表述；引导、治理；技艺；规矩、处事的原则；合理的方法；公正、合理；目标、理想；思想、学说、主张；精神价值、终极信仰。可见，孔子之道既有形上的哲学意味，又有形下的道德追求，既有“性与天道”的期许，又有“人能弘道”的坚定。

   在如何把握和领悟“道”的路径上，孔子“闻道”一语值得深思。大多时候我们只关注“道”与“死”的关联，而不注意“朝”与“夕”的设定、“闻”的意蕴。如果孔子只为要突出“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死亡的重要，那为何要说“朝闻”而“夕死”，说“朝闻”而“午死”，或“闻道可死”，效果岂不是更好？显然，孔子对“朝”与“夕”的设定不仅仅是从早到晚一段时间这么直白，还应该有生命的历程寓于其中。孔子的“闻”包涵着“行”的意义：明白了道，并用一生去践行之，虽死也无憾。此处“死”所表征的意涵，主要是相对于有限的生命而言，而“道”则凸显为一种具有超越特质的终极关怀。“闻”不只是“听说”“听到”“明白”等字面涵义，“闻”字在儒学系统中有其深层意蕴。从孔子一生志行来看，当从孔门所传圣道传承之说的角度，以“闻而知之者圣也”这一命题来解释“朝闻道”章。“闻而知之”意义上的“知之”，是谓“闻道”，其所表现的是一种自觉承继先王之道，重建并开出文明新统的圣道和文化担当意识（详参李景林《孔子“闻道”说新解》）。《文子》亦有“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的观点。“闻”乃心之官，诉诸内在“听觉意识”来达致“圣”的内在的独知与自足，以内心自觉、自晓、自得为基础的天道体证、天人贯通，是中国哲学证显本体的一种独特方式。结合“闻而知之者圣也”的说法，可以更为透彻地理解孔子的“闻道”说。

   往常有一流俗之见，即认为老子重道，孔子重礼、重仁，孔子即使言及道，也只是伦理道德教化经验的形下层面，不具有哲学的意义。例如黑格尔曾指摘“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不论从孔子早中年论礼、论仁，还是晚年论《易》来看，孔子对“道”的重视都不容忽视，其形上意味也非常浓厚。孔子之“道”是兼具形上形下双重意味的天人合一之道，道在孔子思想体系架构中始终是十分重要的。孔子及儒家勉于“志道”“学道”“行道”的信念与精神，也是其他学派难以比拟的。从内涵上，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求道”特质，也足以将其从重“道”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凸显出来：孔子所贞立的天人合一之道，以及儒学视域中关于道的沉思，在理论建构的进路上无不关涉仁义的基质、德性的指向、内在意义的追寻、精神境界的追求以及人文理性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道的理论内核实为价值之道，关注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的达成，富有浓厚的人文内涵。不仅如此，以此价值之道为特质，孔子所求之“道”又呈现为“天人之道”的特质，表达着价值之道的内在超越性。这种“天人之道”则表现出与道家之“道”明显不同的理论旨趣。

   孔子天道、人道并重，并在其易学中完成了这种“天人之道”的圆满构建，这需要从其论《易》之“易道”来完整审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早年认定《易》为卜筮之书，未予重视，所以一直没有去研究；五十岁开始沉潜于大《易》，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研究与探索过程，孔子逐渐发现《易》之德义、《周易》未失的教化功能、“古之遗言”的文王之教，以及依重《易》之卦爻符号话语系统而得以获取的超越天道与内在哲理，晚而喜之、老而好之。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句话的意思应理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的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这是孔子暮年的企求、哀叹之言，哀叹的是“五十以学《易》”才略闻其“要”。孔子对《周易》的新发现与其思想内在的演进轨迹是一致的。一方面，从五十学《易》到老而好《易》的转变，契合其自身思想具有证显形上和追求超越的一贯精神；另一方面，其学《易》过程中，对《易》的内容有了新的发现，对《易》的性质有了新的判定。其“新得”与前一方面的思想精神交相互证，共同推动了夫子晚年好之、喜之而不能已之的状态。统合思想和文本两方面的原因，可以完备地了解孔子“老而好《易》”的思想根由，以及其晚年求道之学的新境地。孔子晚年易学在其早中年仁学、礼学基础上调适上遂，致力于“天道—人道”相贯通，正是源于对天道的感怀，孔子易学中的“道”论更能全面、准确地透显出孔子之道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

   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易学的理论特质也是“求道”。易道作为生生变易之道，表现为天人架构的理论进路与形而上的致思趋向，孔子易学将其人道之学（人文情怀与道德理想）贯注于所求之易道（形而上学与天人架构）之中，建构了一个圆融的天人之学，这个天人之学的经典表达就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彖传•贲》）；要之，孔子易学之道就是本乎“天文”、不离“人文”的天人合一之道。“五者（指诗书礼乐春秋——引者注），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这不仅标示出“六经之教”与道的关联，而且表明易道为诸经之本原，“《易》为之原”在孔子易学的语境中就体现为：证成天人合一之道，建构天人之学，为其人道之学寻求形而上的天道根据；这可以看作孔子研《易》而求“易道”的理论宗旨。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孔子并不是为《易》而论《易》、就天道而天道，孔子之论《易》、讲求天道，其根本用意还是要论证人道，天道、易道最终要落实到人道、人文，无论是由人而天，还是由天而人，其重心、其根本用意皆在人道，这正合于孔子所强调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而且，不可否认，“易道”的人文趋向得以可能，也正是孔子研易求“易道”的理论前提。“求道之学”就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展开自身。

   孔子之学是求道之学。在其思想体系中，从纵向的发展历程来看：礼学、仁学阶段主要探求礼之道、仁之道，从“五十学《易》”到“老而好《易》”开始逐步探求大易之道。前者属人道，后者侧重于天道；前者偏于内在性，后者侧重超越性；前者偏于讲道德教化，后者侧重寻求形上根据。孔子之道是人道和天道、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是天人合一、内在超越的道德形而上学。从横向的理论旨归来看：无论礼学钩沉的和谐之道（礼之用，和为贵）、仁学关切的仁爱之道（仁者爱人），还是易学首肯的生生变易之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三者的归趣其实只有一点，即撑开安身立命与博施济众、成己与成物、修己与安人的价值空间和理论张力，成就成德之教、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在天人之学的视域中，我们才可以透视孔子之学的真精神；只有在求道之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获取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特质的内在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家教化思想史编纂与研究”（24&ZD2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