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创伤。战后，该社群通过纪念碑的设立、公祭仪式的展演、历史著作与教材的编纂以及专题讲座的组织等一系列“记忆之场”，将战争经验成功转化为可持续传承的文化记忆，进而使得战争记忆在华人社群代际间鲜活流转。这一过程揭示了历史创伤、公平正义、集体记忆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日据时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最为凄惨与黑暗的历史篇章。马来半岛沦陷后，日本军政部为了报复当地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怡保等华人聚居城镇施行了严酷的“大检证”。槟岛前后有4000余人被捕，除少数获释外，其余均遭杀害。新山也有3000多人遇害，柔佛州遇害者总计超过1万人。日军还对华人进行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1942年3月，日本军政部强制要求马来半岛的华人在一个月内筹大量“奉纳金”，作为华侨反日活动的补偿。华人社群在经历奉纳金勒索后，经济生活陷入极度困顿的境地。此外，日军为了满足兽欲，在马来西亚各地设立慰安所，强征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妇女充作慰安妇。1992年8月，日本学者林博史根据他在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找到的记录慰安妇细节的《阵中日记》，到马来西亚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考证。结果，他发现这些场所遍布全马各地。 

　　马来西亚华人对日本侵略者充满厌恶和憎恨，他们私下称日本“皇军”为“蝗军”。马来西亚二战史研究学者陆培春解释道，我们把当时的日本军队称为“天皇的军队”。这个皇字加上虫子边，便变成蝗字。当它们一飞来，什么蔬菜啦、稻草啦、树叶等，都会吃个精光，片叶不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害虫。这一术语表述至今仍为华人社群所沿用。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为了保卫乡土，当地华人社群迅速组织武装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1月1日，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在雪兰莪宣告成立，后陆续发展为八个独立部队建制，成长为马来亚最重要的抗日力量。在日军占领的第一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就发动了大约20次进攻，消灭了约600名日军和通敌者。在长达三年半的对日军事抵抗中，抗日军与敌人展开了约340场激战，造成5500余名日军伤亡，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亦损失惨重，近1100名将士英勇献身。

　　1946年6月，英国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邀请了中美英苏等盟国代表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在被邀请之列。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尧还收到了盟军颁发的荣誉勋章，反映了盟国对他们反法西斯贡献的认可。

　　日据时期不仅给当地华人社群留下了艰辛、苦难与恐怖的记忆，同时也见证了他们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抗争。然而，这一本应载入史册的重要历史篇章，却在马来西亚的国家记忆建构与历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甚至“黑洞”状态。马来西亚国民学校课程中很少对这段历史加以关注，官方也没有任何活动来纪念日本投降和战争胜利。在马来西亚使这段战争记忆保持鲜活的是华人社群。一直以来，他们通过各种记忆之场的构建，坚守、传承着马来西亚华族这段刻骨铭心、波澜壮阔的历史。

　　为了纪念战争中的牺牲者，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在全马各地建立了众多纪念碑，最近的则是2018年完工的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这些神圣纪念空间的矗立，诉说着日据时期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社群所承受的深重苦难，是他们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公祭仪式在近年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缅怀战争受难者、疗愈创伤、传承记忆的过程中也愈加重要。自1995年起，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等华社团体，每年8月15日均会举行庄重的“纪念殉难先贤忠魂公祭仪式”。2022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隆重举办了南侨机工纪念碑七七公祭典礼，旨在弘扬和平反战精神，深切缅怀那些在峥嵘岁月里英勇保家卫国的南侨机工。自2023年起的每年1月11日，马来西亚二战历史协会还联合其他30多个团体举办“吉隆坡沦陷日公祭典礼”。华人社群通过仪式的操演和共同参与，使得战争记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并跨越时空的界限代代相传。

　　二战主题的专著、工具书、教科书、小说等文本也是今日马来西亚华社书写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此外，董教总华文独中 （MICSS）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编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构成华社在青少年中形塑和传承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华人学者列英龙2023年出版的小说《天塌下来当被盖：跨代的试炼之旅，战争期间和之后的马来亚苦难》通过个人视角对战争年代的苦难叙事，丰富了华社关于二战的集体记忆图景。

　　此外，马来西亚华人社群还通过不定期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文化教育活动来普及和纪念这段历史。常见的诸如举办“难忘的苦难岁月”演唱会，举行二战主题的学术讲座、沙龙、新书发布会以及组织二战遗迹遗存观光考察等。通过这些多元化的文化实践，华人社群的战争记忆不断被激活和传承，社群对这段历史的认同与反思也得到强化。

　　捍卫历史的真相，拯救消失的历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持续开展战争纪念的基本诉求。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共读的国民型中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军侵略与占领的暴行仅寥寥数页配以照片，并以简略文字一带而过。更令人费解的是，马来西亚官方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更多聚焦于日据时期带来的所谓“积极影响”，如激发马来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及推动国家独立进程等方面的意义，而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抗日卫国，保乡护民”的英勇抗争却视而不见，鲜有提及。在哥打巴鲁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个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区，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三人的照片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斯大林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并不加区分地称他们为世界大战的领导人。

　　建构集体记忆，维系与巩固华族身份认同则是华人社群战争纪念的重要宗旨。战后，马来西亚致力于构建一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民族国家愿景，但在历史叙事中对华人历史存在感刻意淡化。华人是日据时期马来西亚抗日的主体，但是现在有人试图抹去华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暴行，淡化战时华人的贡献。此种情境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坚持纪念二战和书写自己的二战历史，塑造华社二战的集体想象和共享记忆，捍卫历史。

　　居安思危，警惕日本右翼兴起，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是马来西亚华人战争纪念的现实追求。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右翼分子及军国主义幽灵的复苏引起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警惕与谴责。2022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主席翁清玉在《马来西亚二战历史词典》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其编纂宗旨在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国人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还指出，“不重视历史的国家不会有和平的生活”。可以说，华人社群战争纪念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二战历史的篡改及歪曲行径，让世人树立起正确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