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体现于军事与政治层面，其经济侵略同样是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彼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华中地区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重点目标。日本当局通过系统谋划，对华中地区的产业、金融及物资实施严密的统制与掠夺，旨在通过对该区域资源的攫取和经济控制，支援其侵略战争持续进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省主张将战斗局限于华北地区，而日本海军省则主张将战争范围扩展至华中地区，认为要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必须先控制上海和南京这两个关键城市。1937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明确提出要把侵略战争向华中地区推进。日本方面通过制造虹桥机场事件作为开战借口，日本侵华主战场迅速转移到华中地区。1937年12月21日，近卫内阁通过《上海方面帝国经济权益设定对策》，提出日本需控制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设置大上海特别市进行管理，并将电话、电力、电灯、水道、瓦斯、电车、公交等公用事业由日方成立的“国策会社”进行经营和管理；中国官方机关、土地、建筑物等全部由日本接收并加以利用。日本政府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政策初步确立。

　　在“扩充生产力、均衡维持国际收支、调整物资需给”的“财政经济三原则”的指导下，日本根据战况的变化确立对华中地区经济侵略的政策。在“扩充生产力”方面，日本通过“国策会社”加强对华中地区的产业统制。1938年3月，近卫内阁审议通过了《华中振兴株式会社设立要纲（修正案）》，并于4月颁布了《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法》。根据该法案，华中振兴株式会社通过投资融资，掌制华中地区的各项产业，日本政府则对其进行“统一指导”。在“均衡维持国际收支”上，日本企图将“日元经济圈”扩大到华中地区，以便进行金融掠夺。1938年5月，日本内阁制定《华中通货金融对策》，决议在华中地区大力推广日元、军票等日本通货，并将收拢所得的法币尽可能兑换为第三国货币。1938年9月，日本内阁又作出决议，用军票取代在华中地区流通的日元及各类辅币。在“调整物资需给”方面，华中地区的日军选择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控制物资流动。在华中占领区，日军特务部宣抚班对上海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实行许可证制度，在宣抚班改组后则交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执行。

　　日本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主要通过强占工矿企业、执行产业、金融与物资统制等方式具体实施。

　　第一，日本以各种名义侵吞华中地区产业。日军占领华中地区后，旋即以“军管理”为名，强行占领了华中地区的各类产业。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产业由军队直接控制或委托财阀进行管理，如上海市的江南造船厂就由日本海军转交给三菱工业会社管理。其他大部分产业则交由一般日本资本家进行“委任经营”，根据特务机关发布的《企业许可一览表》，1938年底华中地区获得日军许可开设的150家企业中，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委任经营”模式。“委任经营”外，日本资本家还通过所谓“中日合办”方式侵吞中国产业，如上海水泥公司和南京江南水泥公司与小野田水泥会社进行“中日合办”，南京中国水泥公司则与磐城水泥会社进行“中日合办”。

　　第二，通过建立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强化对华中地区的产业统制。该公司直接受兴亚院监管，并通过控股投资的方式，控制了15家子公司，进而控制了华中地区的矿业、电力、通信、铁路、水运、食盐、蚕丝、水产等行业。其中，矿业、运输类子公司通过垄断华中地区的矿业资源与运输渠道，无所不用其极地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提供物资支持。如1938年至1945年，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向日本提供了385万吨铁矿，上海内河轮船株式会社与中华轮船株式会社均大量参与长江沿岸矿产的转运工作。其余子公司则通过间接方式为日本提供资源支持。如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坚持“以法币出售，以军票购买”的交易原则，回收大量法币，为日本围绕军票建立的金融统制提供保障。

　　第三，围绕军票对华中地区实行金融统制。日本在华中除强行推行军票以外，还与伪政权合作，先后发行了伪“华兴券”和伪“中储券”，以巩固军票在华中日占区主要货币的职能。由于法币在华中地区相对坚挺，在伪政权强令使用伪币的情况下，日本以军票挂靠法币为手段侵入华中货币流通体系，从而达到削弱法币经济基础，增强军票优势的目的。

　　第四，依托产业统制与金融统制，进一步开展对华中地区的物资统制。依托产业统制，指的是依靠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对相关行业的物资垄断进行掠夺。1938年初，日本内阁制定了《物资总动员时局对策纲领》，要求政府迅速拿出对长江沿岸以及山东方面获取铁矿的对策，而1938年4月，在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尚未成立之时，专门负责矿业采掘的子公司——华中铁矿株式会社（后改名为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就已宣告成立。依托金融统制，则指的是1939年8月建立的“军配组合”。该组合旨在“通过确保军票的价值及扩大其流通范围，切实推动物资的输入、筹集与配给”。这一制度围绕军票建立了一套物资供应体系，不仅推广了军票的使用，还加强了日本对华中地区物资的掌控。

　　日本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大量资金与物资。“华兴券”等伪币通过与法币强行等价的机制，从中国非法套取外汇，为日本的侵略提供资金支撑。甚至在1943年取消军票后，日本仍不断超发伪“中储券”充作军费。另据不完全统计，在“军配组合”解散之际，移交的商品按当时公定价格就多达4.8亿日元，还向日本财政上交了7亿日元的盈利。

　　日本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摧毁了华中地区原有的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日本在华中地区强行推行军票和“华兴券”等伪币，不仅严重破坏了法币的信用，还由于货币超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1年，伪“中储券”发行1亿元；1945年，伪“中储券”的发行量达到24917亿元。这样巨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日本对物资尤其是粮食的统制，对于广大华中地区的民众而言，意味着在口粮被日军掠夺的同时，还要承受极其有限的配给和通货膨胀下米价的暴涨。淮南煤矿为了保障煤炭产量，长期实施“以人换煤”的政策，强制征用中国劳工。1940年至1945年，淮南煤矿的劳工死亡率高达20%，伤残率接近10%。日本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体制与民众生活而言都是巨大灾难。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日本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是一场系统而全面的掠夺。通过对资源、产业、金融体系的全面控制，日军成功为其战争机器提供了持续的支持。这种经济侵略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不仅加剧了中国的战争压力，还削弱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和抗战力。日本在华中地区实行的经济侵略，使其在短期内获得了维持战争所需的巨大利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创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