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僧传》记载了这样一则传说：唐代时，玄奘法师听从窥基的意见编译《成唯识论》，同时为后者讲授唯识学，却被另一位僧人圆测偷听，先行宣讲。玄奘为安慰窥基，单独为他讲授因明，窥基因而“大善三支，纵横立破，述义命章，前无与比”。窥基作为玄奘最重要的弟子，被视为汉传佛教唯识宗的创立者。这则传说虽然未必真实，但至少通过独特的嫡传地位，反映出窥基及其所代表的唯识宗在因明方面的专长。那么，因明可以算作唯识宗的学问吗？换言之，我们该如何理解因明与唯识宗的关系？无论依据某些历史文献资料而加以认可，抑或依据对因明内容及性质的理解而给予否定，实际上都会失之偏颇。藉由检讨因明与唯识宗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因明自印度到中国的发展历程。

　　首先，因明并非创始自佛教，更遑论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的唯识宗。虽然窥基在其《因明大疏》中声称“因明论者，源唯佛说”，将其本源归于佛教，但这种表述只是佛教徒基于自身立场的历史理解，并不能作为可信的史料。除“因明”（hetuvidyā）外，这门学问在印度还有“正理”（nyāya）及“论议”（vāda）等诸多称呼，相关的系统记述最早可见于《正理经》及《遮罗迦本集》等文献。前者为印度婆罗门教正理派的根本经典，该派以对正理的探究为宗旨，即便窥基宣称因明源自佛陀，也没有否认该派创始人足目的“创标真似”之功；后者则是一部医学著作，将论议之法作为医生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加以详细记录。由于古代印度各教派激烈且长期的思想交锋，作为论辩推理之学的因明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印度学童七岁之后要学习五个基本的知识门类，即所谓“五明”， 除阐述各自教派义理的内明之外，还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以及因明。

　　当然，佛教作为古印度最为活跃的宗教之一，同样需要因明这门学问来支持其教义论证，例如唯识宗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就袭用了五明的知识分类，将因明作为修行所需的重要学习内容。不过，与佛教自身的理论阐发相比，作为论辩方法的因明在佛教徒眼中只能处于辅助性的地位。在玄奘汉译《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本》两部因明论典之后，教外知识分子吕才曾与奘门争论因明义理，他以为《因明入正理论》乃是“众妙之门”，因而玄奘“先事翻译”，但玄奘弟子却直言并非如此。首先是慧立纠正该论只不过是当时“所翻圣教已三百余轴”中的一部“小论”，“诠论难之旨归，序折邪之轨式”，“未为玄门之要妙”；其后明濬也明言因明只不过是“指初学之方隅，举立论之标帜”的“小道”而已，至于“灵枢秘键，妙本成功”，则“非此所云”。然而，尽管他们清楚因明作为论辩方法的工具属性，仍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唐时奘门后学为《因明入正理论》及《因明正理门论本》所撰注疏均不下十余种。这些作者之中不乏佛教各领域的专家，如神泰、普光以阐发《俱舍论》而闻名，定宾是相部律大家，窥基、圆测虽均长于唯识，却见解不同。换言之，当时的因明研习尚未与唯识宗或唯识学完全绑定。

　　那么，因明与唯识宗的紧密关联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渊源可上溯至唯识宗所继承的印度佛教瑜伽行派。如窥基言“爰暨世亲，咸陈轨式”，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世亲既完成了《唯识三十论颂》《唯识二十论》等大量论典为唯识学奠基，也撰写了《论轨》《论式》等因明理论著述。据传为世亲弟子的陈那则不但提出了“自证分”等唯识学关键概念，而且大幅发展因明理论，在简化论证形式的同时强化有效性，是印度因明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另外，瑜伽行派与强调归谬破斥的中观派不同，更倾向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除了因明理论阐发上的成就，该派人物在论证实践方面也多有应用，例如玄奘所宗奉的护法论师，就在其《成唯识宝生论》《观所缘论释》等作品中以因明的方式来论证唯识义理。因此，玄奘在印度向戒贤、胜军等人学习瑜伽行派唯识学时，因学派传统熏陶而对因明有所擅长，也就不足为奇了。传说玄奘留学印度时，曾立“真唯识量”，“时人无敢对扬”，就是以因明的方式论证唯识学的观点。

　　玄奘回国后，这种紧密关联也自然被沿袭了下来，尤其体现在其唯识学最重要的继承人窥基身上。正如本文开头传说（尽管它应非史实）所反映的情况那样，窥基虽然是玄奘较晚期的弟子，但却得到了后者的特别培养，在唯识及因明方面均得到了无人可及的系统性传授。因此，一方面，窥基为《因明入正理论》所撰之疏虽晚于神泰等人，却能够依据玄奘所传，广泛总结、批评前人观点，成为唐代因明的集大成之作，被后世尊称为《因明大疏》。此后，其弟子慧沼作为唯识宗的下一代核心人物，在《因明义断》等著作中依据窥基的见解来破斥他人观点，进一步维护了其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与其印度前辈类似，窥基在其《成唯识论述记》等唯识著述中运用因明，将之作为论证自宗、破斥敌方的方法论武器。如此，窥基及其所代表的唯识宗积极诠释并应用因明，形成了一种强力的挟带作用，尽管此时因明还并未完全附属于唯识宗，但也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已然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紧密关联。

　　这种紧密关联在晚明时终于进一步演变成一种附属关系。受灭佛、战乱等影响，无论唯识还是因明，其传承在宋元时期均渐中断，窥基等唐人注疏亦散佚不见（直至清末，《因明大疏》等部分唐疏才由杨仁山自日本取回并重新刊印）。所幸《宗镜录》等存世撰述在记录唯识理论的同时保留了一些因明相关内容，包括理论诠释的只言片语以及玄奘以因明论证唯识的“真唯识量”。到了晚明，雪浪洪恩、玉庵真贵等人有感于当时佛教百弊丛生、狂禅肆虐，决定重振华严、唯识、天台等宗派义学，形成了一股纠偏的风潮。在他们尝试重振唯识宗的努力中，因明也被囊括了进来。雪浪洪恩从藏经中选取八种文本编辑成《相宗八要》，“以为习相宗者之阶梯”（“相宗”即法相宗，为唯识宗的另一称呼），其中就包括了《因明入正理论》及节录自《宗镜录》的“真唯识量”相关内容。这种编辑方式构建了晚明版本的唯识宗知识框架，在雪浪洪恩及其后注解《相宗八要》的高原明昱、蕅益智旭等人看来，因明就是唯识宗学问的一部分。进而，这样的看法被当时人普遍接受。例如，云栖祩宏曾写信给弟子似空广伸，指示他学习“相宗文字”，就将《因明入正理论》列入其中；憨山德清在为蕴璞如愚《因明入正理论寐言》所作的序言中大量使用唯识术语，将《因明入正理论》主旨描述为“三支绮互，一性圆成”（即圆成实性，指唯识宗所理解的一切事物本性）。在晚明佛教的认知中，唐代唯识宗挟带因明的印象进一步发酵，终于使因明变成了唯识宗的学问。这一影响极为长远，直到近现代，杨仁山、太虚等人各自编订佛学课程时，依然将因明纳入唯识宗相应的学习内容。

　　简述至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因明是唯识宗的学问吗？我们可以看到，就其本质而言，因明是可由各思想流派共享的论辩推理之学，但它在经由印度至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与瑜伽行派及其汉传传承唯识宗形成了紧密的关联，终于在晚明佛教的认知中被划归为唯识宗的附属。因明与唯识宗关系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因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明清因明文献整理与研究”（24VJXG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