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时期休宁黄氏《家用收支账》是徽州经济类文书的典型代表，被收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8卷。此份收支账是黄氏逐日记载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八年（1743）的家庭收支情况，每页上记金额、下列事项，共251页，账册后附15页以上各年的完税记录。此外，未刊的黄氏相关收支账册尚存于世。收支账册作为清代经济活动发生的同步历史记录，文字上不存在主观意愿上的“虚构”，没有需要掩饰或修饰的历史或道德的真相，是真实可信的基础史料，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家用收支账》的记录者黄氏是徽州休宁人，主要生活于康熙末年到雍乾时期，家中虽略有薄田但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黄氏克服徽州地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困难，以家族合伙制在苏州常熟地区开设当铺。黄氏家庭是以户主、妻、妾与二子、四女共六个未成年子女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结构与成员虽动态变化，但家庭的完整性始终保持不变，形成具体而微的历史单元，因此作为清代家庭经济的个体研究具有代表性。

　　真实再现清代徽州平民家庭经济

　　《家用收支账》映射出清代平民家庭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协调。家庭定义为由一个或一群共享资源以追求共同福利的人组成。家庭经济就是家庭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如果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家庭行为，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拥有一定的家庭资源，家庭规模、组成和结构影响运行特点，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来达到家庭最大满足。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类型和数量影响家庭经济行为。作为徽商家庭，黄氏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当铺收入，持续且稳定，其他少量非持续性的粜谷、茶叶、木材等收入为补充，因此，黄氏家庭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而且数量有限，这些会约束其家庭经济决策和活动。

　　家庭经营的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决策。黄氏的家庭决策也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他将资源投入不同的活动中，以谋求家庭财富的增长，并给家庭成员带来更大福利。家庭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家庭经济的兴衰成败。科举是向上阶层流动的试探。黄氏家庭为二子聘师、赴考，长期的巨额科举教育投入就是一种投资行为，看重的是预期的收益。在家庭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教育投资会抑制家庭日常消费。

　　家庭内外条件变化时，家庭资源的利用模式和家庭活动模式也会随之变化。家庭的消费活动，包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受物质和观念方面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黄氏客外行商归来获利丰厚时，家庭消费除日常衣食消费，会有比较奢侈的布料、金饰品的消费。家庭偏好变化也导致家庭对某些商品需求的改变。

　　重构徽州平民家庭的微观社会网络

　　日本徽学专家臼井佐知子曾对徽商及其网络有过探讨，分析徽商以获利为目的在各地区极力扩展商业网络时所采取的多种举措。而以《家用收支账》为基础探讨的社会网络与商业网络有着根本不同。通过“深描”《家用收支账》，可以认为礼仪和礼俗是探讨黄氏家庭社会网络构建的两个支点。

　　礼仪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作用。唐代孔颖达解释《左传》时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家用收支账》中黄氏通过对中国传统礼仪的遵守、礼俗方面的交往，以宗族、血缘、熟人社会、姻亲等关系结成了社会交往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即是社会支持网络，在社会定位中形成多重依托。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黄氏努力在社会中形成更多的链接，极力扩大自身家庭的生存空间。家庭礼俗往来是黄氏家庭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实现途径，对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氏在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中四时而动，循序而行，在其中找到世俗生活的文化价值和理性价值。

　　在《家用收支账》中，黄氏家庭用礼仪实践和礼俗交往建立个体—社会关联框架，可实现个体研究的理论化。黄氏家庭与其他家庭除去婚嫁以外的礼俗馈赠，从长时间段来看大多数是双向的和具有交换性的。银钱往来、礼俗馈赠形成的这种社会网络，有助于推动家庭经济研究从线性因果解释转向多维动态阐释。黄氏家庭收入越来越高的年份里，他的社会往来更频繁，可以证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及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是有重要影响的。

　　补充宏观史学的历史叙事

　　与传统史学关注大趋势不同，《家用收支账》真实记录的国家与社会的种种迹象，从微观的角度，以“自下而上”视角弥补了社会叙事的空白，增强了历史叙事的包容性，尤其有益于缺少文字记载的非精英群体或阶层的研究。个人的家庭经营选择可能会具有历史偶然性和特殊性，但《家用收支账》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结合细节论证，小中见大，从个案细节思考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语境，以此重现清代徽州基层社会的历史长卷，也使个案研究更具历史深度。

　　从黄氏《家用收支账》中可见，清代封建制度下农村家庭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在中国农村虽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交换活动比想象的更加频繁。黄氏家庭通过赋税与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相关联，通过卖出农产品与经济作物，消费各种日常用品，包括但不仅限于食盐、食油和各种布料进入社会商品流通领域，甚至各种劳动力如修田短工、轿工、挑夫等支出在家庭消费中也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例。黄氏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各种交换，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黄氏与无数普通的平民一样隐于历史的尘埃，是无声的群体，而通过《家用收支账》追踪他们的家庭经营策略，可以看到他们为谋求家庭福利最大化不懈努力，直接参与了清代徽州地区的商品经济活动，也为研究清代的国家财政和赋税政策提供了历史维度的参照。此外，黄氏《家用收支账》也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棱镜。黄氏除亲自参与常熟当铺管理外，还曾在浙江南浔拥有车行生意，但长期雇佣亲族长辈实际经营，结果被贪墨坑害，上千两白银数年内血本无归，这是商业雇佣关系在雍乾时期因缺乏有效约束方法和管理手段而给家庭经济发展带来重创的具体事例。

　　徽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大量珍贵的文书得以留存，而且文书种类丰富，与家庭经济有关的文书除家用收支账册还有置业契约、租佃文约、借贷文书、分家书等。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基层古文书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宝库。日常类经济文书的合理使用，必将推动中国家庭经济史的研究。融合跨学科方法，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的话语分析工具，解析清代徽州平民家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寻找其中的共性，开辟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途径，丰富清代历史综合研究方面的内容，家庭经济研究将会获得更大探索空间和更多研究维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