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故宫为核心地标的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英国大英博物馆曾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举办了“明：改变中国的50年”系列主题展览。作为核心展品，《明代宫城图》这幅明代丝绸画成为很多艺术爱好者的关注点。这次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再次让人们思考故宫在文化海外传播、展现建筑美学方面的作用。

　　作为核心地标，故宫在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传承、文化象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视觉中心，也是连接中国古代礼制和建筑美学的艺术瑰宝。很多来华的作家都有参观故宫的经历，但是留下作品的外国客人并不多见。在已有记录中，以哈里特·门罗（1860—1936）和威利斯·巴恩斯通（1927— ）为代表的美国诗人对故宫的审视既有距离感，也有融入感，在他们的诗中，若即若离的审美距离超越了单纯的空间描述或者历史叙述，故宫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而他们的故宫诗歌自然成为一次关于文明、时间和人类命运的诗意思考，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的进程。

　　哈里特·门罗的“故宫”

　　哈里特·门罗因创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杂志《诗刊：一本诗歌杂志》而闻名，她曾挑选闻一多、何其芳、林庚等诗人的作品发表在该刊的“中国专号”上。

　　在《北京》（“Peking”，1935）这首诗中，门罗以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将古老民族在危机下的觉醒以及新旧文明交汇的文化景观融入诗作。门罗对故宫的关注源自她对北京的情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古老的北京新旧并存，正如作者在诗中描绘的：“城墙高耸之下，/骆驼缓缓而傲然踱步，/引擎急速奔驰碾压，/扬起那消逝年代的尘雾。”（《北京》）此处，傲然踱步的“骆驼”与急速奔驰的“引擎”形成对比，这既是传统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冲突，也暗示了旧制度与现代变革之间的张力。

　　在门罗看来，故宫是中国典型的建筑景观。在另外一篇题为《在北京》（“In Peking”，1935）的游记中，她感受到了文明的互动：“穿过厚重的红墙，可看到屋顶的美，这就像是用最优雅的乐器演奏的高贵旋律一样，或者好似雪莱的颂歌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节奏。它们的形状像新月一样，颜色有着向阳草的黄色、翡翠绿、茄子紫、青绿和深蓝，形成了交响乐般的和谐。”红墙之内，屋顶的形状与色彩优雅和谐，宛如高贵的音乐旋律或经典诗歌的节奏，色彩丰富而柔和，充满生命力。门罗在描写故宫屋顶之美时，将其与西方文学经典中的雪莱颂歌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律进行类比，这种诠释实践了文明互鉴中“以己之长解他者之美”的特征。在这个语境下，以故宫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符号不仅被西方观察者所接受，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更加丰富与多元的意义。

　　威利斯·巴恩斯通：

　　《我的女儿阿里基到中国》

　　威利斯·巴恩斯通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较早发现并翻译中国诗歌的重要翻译家。事实上，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巴恩斯通便完成了对毛泽东诗歌的翻译，并主动将这些作品寄送给尼克松。据巴恩斯通在《纽约时报》所载的访谈中回忆，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尼克松引用了他翻译的毛泽东诗作。这一细节不仅凸显了文学翻译在国际政治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也进一步证明了巴恩斯通个人在中美跨文化沟通中的贡献。

　　除了翻译伟人诗歌，巴恩斯通对故宫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为《我的女儿阿里基到中国》（“My Daughter Aliki Coming to China”，1987）。该诗选自诗集《清晨五点的北京》（5 A.M. in Beijing Poems of China，1987），由五个诗段组成，共五十行，首尾诗段都是以故宫为焦点，巧妙地组成闭环。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情感寄托，这首诗将故宫的传统意境、历史的沉淀以及父亲对女儿的邀请巧妙融合，体现了诗人对文化传承与亲情的深刻思索。

　　在巴恩斯通的诗中，故宫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象征着中华历史的深厚积淀。诗句以宏大的场景开篇：“哦，那故宫的千间宫室，/红墙环绕着皇家宫廷，延展着/无尽的巨大石庭，通向另一个庭院，/或者，好似凭借恩典或直觉，/到达一个私密花园，园中巨松林立，/还有一座小小的金蓝相间的寺庙，/所有这些，我从未再去重访。/我为你而保存它们”（《我的女儿阿里基到中国》），诗歌的场景与意图不断转变，从庞大与神圣的皇宫转换到“园中巨松”和“小小的寺庙”，再到邀请女儿来故宫一游，具象化的细节象征了诗人内心的转变：从敬畏宏大文化流转到寄托私人情感。

　　同时，巴恩斯通也感叹历史的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座迷宫，曾满是妃嫔、珍宝、身着黄袍的帝王之地，/如今满眼是穿灰裤的老妇，/在明黄色屋顶的阴影下蹲坐”（《我的女儿阿里基到中国》），这种变迁在巴恩斯通看来是一种回归平凡生活的趋势，是对曾经奢靡的皇权统治的反叛。因此，“明黄色屋顶”虽然仍残留往昔的辉煌，但是“阴影”下蹲坐的老妇隐喻着衰落。

　　如果说第一诗段聚焦于描绘故宫的恢宏面貌，那么结尾诗段则从故宫的神武门开始，转向更生活化的细节描写，从而展现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故宫的北门，/矗立着巨大的石雕犬，旁有玫瑰园，长长的护城河，/小船打着盹，漂浮在金色的水面上，/在宫墙与贫民小屋之间飘荡。就在那儿，/某个傍晚，穿背心的男人们闲聚，/望着我们从旁经过。/孩子们放下手中的动作，带着好奇目送我们远去。”（《我的女儿阿里基到中国》）“护城河”和“玫瑰园”赋予古老建筑一丝自然纹理，让人感受到岁月带来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让凝重的文化遗产显得更为鲜活。如果说“宫廷”“花园”是诗人眼中的历史沉淀，那么“金色的水面” “休憩的船只”以及“好奇的观察者”则营造出一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细节，既有日暮时分的美学意境，又透露出平凡生活的静谧。

　　这两段诗在历史和现实中跳跃，体现出从独自保留到共享体验、从父亲的期待到情感互动的递进关系。通过空间、意象和情感的自然衔接，巴恩斯通将个人与历史、现实社会与中国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表现了一种同时尊重过去、融入当下、畅想未来的深远情怀，也使这首诗在思想与艺术上更加深刻、丰满。

　　透过门罗和巴恩斯通的代表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故宫在跨文化视角中的象征意义得到了极大延展。他们的作品不仅证明了故宫在外来者眼中的多重解读可能，也体现了文学创作在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作用。这种作用让故宫不仅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延续其历史意义，还在不同文化体系间架起了理解的桥梁，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展现出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深远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创新研究”（21ZD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