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者常常面临“错位”的感觉。这种感觉首先来自文本的挑战。人类学迄今为止仍然以文本创作为正宗,忙于影像制作的影视人类学家有时会惶恐于自己是否正在“不务正业”。“错位”在拍摄过程中也非常明显。影视人类学家特别是观察式电影的实践者,奉行一边拍摄一边探索的原则;影片结果的开放性,既令人期待又容易使人迷失。笔者尝试进一步探究的则是另一种“错位”,即影视人类学家遭遇艺术装置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虽然同样使用影像作为重要的创作语言,艺术装置却要求影视人类学家以重新组装的方式使用影像,并思考影像如何与装置中的物件协调共振、联合表达。
基于长期以来在书写和影像双重道路上的耕耘,以及近期参与艺术装置实践的经历,笔者深感文本、影像和装置的创作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先来比较文本和影像。以一个村庄为例,文本民族志的功能和长处是解释性的、结构性的,可以将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而一部关于村庄的影像民族志,特别是依靠蒙太奇镜头本身而非幕后解说词来叙事的影片,其优势则在于影像独有的感染性,比如,生动呈现村庄某次仪式活动里的人物形象、环境氛围。如果有观众认为影片也要交待清楚村庄的人口数字、族群来源,那么他或她显然还被规训在文本的诉求里,还没有意识到影像不同于文本的功能和特性。在保罗·亨利看来,文本重在“告知”,影像则重在“展现”。“告知”意味着对事物意涵的一种锁定,“展现”则意味着将意涵一定程度地开放给受众去理解。
许多感官和感觉体验难于以文字来形容,在“感官转向”的研究趋向影响下,影视人类学者尝试通过感官电影凸显某些声音和画面效果,以此间接激发观众去了解和想象多种感官和感觉的存在。笔者以空调为主题的研究项目,最初的设计是以感官电影的方式展现人们使用空调的复杂感受和社会经历。空调在视觉景观、听觉干扰、气味改变、身体感受等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炎炎夏日,空调带来的远不止凉爽和惬意,更有人们使用中的经济考量、身体焦虑、人群区隔等元素。在一座原来气候宜人的小城市,空调使用的剧增与移民、旅游、房地产、传统村落变迁等都密切相关。那么,一部感官影像民族志如何言说这许多复杂的事物?
正在欲剪还乱之际,笔者参加了一次人类学者与艺术家的对谈及合作实践。在影像与艺术装置相结合的工作里,每位作者的成果都可以是“多模态”的,即除了影像,还包含实物、艺术装置,可以兼顾对多种感官和感觉的营造与呈现。虽然“多模态”是成果的标签,但受到艺术家和组织者的启发,笔者逐渐意识到,要把自己关于空调的研究与艺术装置相结合,要做的其实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就像不该用文本的方式去要求影像一样,现在要忌讳的则是用常规影像民族志的方式去设计艺术装置。
首先,与艺术装置并置的影像,其时长相对较短,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让观众抓到要点。这对于习惯了做长片的影视人类学家来说,意味着编辑思路和方法的调整。其次,与装置对话的影像要配合周遭的装置、物件来共同表达,即影像只是“多模态”的一个部分。如何在影像和其他装置、物件之间形成共振,是设计的关键。人类学家的田野往往与“物”紧密相关,但什么样的“物”可以成为与艺术装置相嵌的一部分,这面临许多现实困难。而且,艺术装置的“物”不一定直接来自田野收集,而可以是配合主题新创的、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物”。人类学家擅长于分析“物”,但要自己动手来“造物”时,却倍感压力。
不过,人类学家至少要提供关于“物”的点子,因为成果可以由人类学家与组织者甚至艺术家共同合作完成。人类学家手里的“法宝”是田野积累,那么如何在繁杂的事物中通过减法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物”?在对谈交流中,该活动的组织者、广州美术学院陈晓阳一语道破,艺术重在灵动,找到最恰当的一个点和角度,就能设计出打动人心和点破主题的作品。在此启发下,相比于文本和影像,笔者将艺术装置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激发式的”,它不求面面俱到,但力求如禅宗顿悟般直指人心。
于是,笔者在业已收集到的有关空调的种种信息之中,找出一个关键的“物”——房子。在报告人的叙述中,传统的杆栏式民居正因为内部材料的变化而不得不使用空调;人们住进现代楼房与挂起空调是同步的;房地产的发展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居住方式。组织者和笔者经过沟通,认为可以设计一个特殊的凳子,这个凳子应长得像楼房,里面可以吹出冷热风。观众坐在这个凳子上,感受温度变化的同时,观看一段由笔者制作的名为《空调与城市》的影像。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设计因为材料和安全等因素的限制而有所调整,但其设计思路与思维方式令笔者受益,为未来将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与公众联结,开启了一扇窗。
这种“错位”,呼应着当下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不断碰撞,产生新思想、新领域和新方法的态势,也正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能够在发展中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