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52位女性党代表（包括18位候补女性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占全体党代表的6.9%。从年龄上看，她们当选七大党代表时的平均年龄为33岁，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21岁；从籍贯上看，她们来自全国14个省份；从家庭出身上看，农民家庭出身者最多，约占全部女性党代表人数的37%；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接受中等教育（中学教育）人数最多，占全部女性党代表人数的52%。抗日战争时期，年龄、籍贯、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均存在差异的七大女性党代表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拼劲与韧劲，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了抗击日寇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大旗。七大女性党代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在前线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在隐蔽战线，从事情报搜集、运送物资等工作，为抗击日寇增添力量。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部分七大女性党代表不顾个人安危，奉命出征。时任红二方面军组织部部长的李贞，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后不久，又随军奔赴抗日前线，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贡献力量。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部分七大女性党代表在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抗日游击队，参与对敌作战。1938年，刘亚雄在山西创建第一支游击队，担任教导员的她率领游击队解放了平遥铁南地区，建立了路东抗日县政府，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在领导抗日游击队对敌斗争中，她身先士卒，舍生忘死。1939年春节前后，刘亚雄在山西太岳根据地党政军所在地沁源亲自侦察和指挥，领导游击队与赵城耿壁村的日寇展开正面交战，击毙了60余名日寇，缴获了一门平射炮、两挺机枪、十余支步枪。

　　当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部分七大女性党代表投身反“扫荡”斗争。1941年8月，时任北方分局机关干事兼妇女委员会书记的张瑞华参加了晋察冀北岳与平西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跟随根据地抗战军民成功突出了日军包围圈；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扫荡”，在冀中区委组织部工作的安建平协助区党委组织根据地军民转战各地，与日寇进行顽强斗争。在一次夜行军过程中，突然遭到日伪军包围，安建平带领全体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奋力突围，即便腿部受伤，血流不止，依然忍痛坚持，最终带领部队突出重围。但是，她却因为带伤作战，医治不及时，落下终身残疾。

　　除了在前线战场与日寇进行正面作战外，部分七大女性党代表还冒着随时暴露的危险，在隐蔽战线搜集情报，为党及时掌握敌人动向，配合前线作战作出独特贡献。1938年暑假，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刚高中毕业的彭毓泰，放弃升学机会去作秀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陕西省委，时任三边（靖边、安边和定边）特委妇女部长的白茜被调到省委机关开展地下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央军委后方部宣传部工作的蹇先佛被调到西安做地下工作。

　　七大女性党代表还在隐蔽战线从事物资运送工作。1937年三、四月间，为了将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抗战募集的一笔巨款从上海提取出来带回西安，负责西安到上海政治交通兼陕西省委妇女部长的危拱之奉命与钱之光、钱希一起，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乔装后将这笔巨款兑换为法币分批带回西安。在转运过程中，危拱之以高度的警觉和特有的干练，频繁往返于西安和上海之间，数次机智地摆脱特务盯梢，在联络处首长的亲自迎送和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艰巨的任务。

　　积极投身团结抗日

　　面对战争力量强大的日本，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必须实行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大女性党代表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宣传材料、抗日演讲、戏剧演出等方式开展抗战宣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尤其是广大妇女御辱救亡。

　　为激励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抗日，张兰英、刘素菲等七大女性党代表在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各机关单位宣传部门，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时任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的刘素菲，编印了大批宣传材料送给下辖的妇女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激发青年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时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统战部长、民运部长的贺怡，亲自带领宣传队到学校、工厂、街道演讲，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形势，帮助他们组建各类抗日团体。

　　七大女性党代表借助多样化宣传媒介，利用一切可能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七大女性党代表在不同群体中开展抗战动员。担任“长江局”工委副主任的廖似光在武汉团结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劳动协会”，共同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得到了全国40多个工人团体的积极响应。曾在武汉和重庆领导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邓颖超采用个别谈话方式，动员康岱沙（原名康静）回到国统区开展抗日活动。康岱沙回到重庆后，她家在重庆的一所住宅成为我们党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据点。

　　在抗战动员中，七大女性党代表最关注妇女群体。时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的蔡畅对不同地区妇女抗战提出指导，“在大后方的姊妹们，可以更多地参加一切抗日妇女团体，开展妇女群众的民族民主教育，以提高抗战的积极性，加强内部的团结；敌占区的姊妹们，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很巧妙地团结和教育妇女群众，以提高她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信心；抗日根据地的姊妹们，我们一贯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先导，更应该利用一切方法，动员更广泛的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动员”。为了动员妇女投身抗战，据不完全统计：52位七大女性党代表中有44位先后在各级各类妇女机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任陕西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秀岩同其他妇女干部一起，成立陕西省妇女慰劳会，组织姊妹团、慰问团、宣传队、救护队、夜校等抗日组织，创办抗日刊物，举办训练班。李桂枝任山东蓬莱县妇救会筹备会第二工作团团长时，在蓬莱县下辖的十三个村和两个乡成立妇救会，组建妇女识字班、妇女自卫军、儿童团等抗日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七大女性党代表作为抗击日寇的一支独立力量，以“捐躯赴国难”的视死如归精神奔赴抗日前线、勇闯敌后，以“心如止水不成波”的细腻情感深入广大民众、走近培训学员，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开展根据地建设，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婚姻政策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