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之最新发展的信息越来越多。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速度已经超出了对其理论基础、效用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速度。可以说，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是在其飞速发展过程中被动刷新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涉及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人机共同参与、构造的社会。人工智能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与“人”、人工智能（AI）与人类智能（HI）之间的差异等问题日益突出，人们不得不面对人之为人的本质何在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存在意义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从中国哲学的视域来看，这些也就是“成人之道”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人之道之所以重要，首先涉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差异问题。马克斯·泰马克（Max Tegmark）指出，智能之为智能的核心在于“实现复杂目标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智能，核心都是理智能力。事实上，在中国哲学中，对智能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中庸》曾经以“智、仁、勇”为“三达德”。在这里，智能被赋予首要地位。而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人们期待的是，让人工智能这种人为制造的机制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但如果就人类智能自身而言，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现实状况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同样地思考、行动。换言之，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智能也不是都处于理想状态。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像最聪明的人类一样思考，从而在工具的意义上可以成为人类智能的重要帮手，但就具体的人而言，绝大多数人的智能都需要不断提升和完善。换言之，人类智能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人们日益依赖于机器、算法，人的惰性则被凸显出来，很多人变得不愿意学习、思考。从中国哲学角度看，这实质上是放弃了在智能层面的成人之道。实际上，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学习，从《尚书》的“学于古训乃有获”，到《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从荀子的《劝学》，到张之洞的《劝学篇》，知识的渴望、智能的提升，始终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关切。尤其是《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表明，在中国哲学看来，人的自我提升与完善，不仅关乎获得知识与能力，更是君子的修养与品质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坚持学习与思考，每天处在《大学》所说“日新”的状态之中，他就更容易超越人工智能导致的“系统性愚蠢”，实现智能层面的成人之道。

　　就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比较而言，虽然智能构成二者的共同之处，但人不等于机器。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之为人的问题或者说人机之辨的问题，成为思考成人之道更为根本的问题。众所周知，对人之为人的理解，在孟子那里曾经从人禽之辨的角度加以思考。按照孟子的理解，“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的核心内涵即那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或恻隐之心。因此，在孟子看来，人之为人的关键不在于智能而在于恻隐之心，进一步而言，是作为恻隐之心内在基础的仁。事实上，按照中国哲学的主流理解，智能是从属、服务于仁的。按照“仁者，爱人”这一定义，仁的实现必须落实在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之上。在儒家话语中，仁必须体现在孝与悌这两种基本的人伦品德上，并进一步落实在“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等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上。张祥龙曾经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能够不成为“缺德”者。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从人机之辨的角度看，人类即便能够制造出具有强大智能的人工智能体，也很难让其具有恻隐之心或仁爱能力。对人类自身而言，更为迫切的仍然是，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如何能够不成为“缺德”者。事实上，孟子以良知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已经给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类似的意义上，王阳明也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换言之，人的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在于守护自己的良知。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无论人工智能怎么发展，守护良知仍然是成人之道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 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都不把人仅仅看作一个知识主体、能力主体。王阳明甚至认为“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个体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人的欲望也变得更加没有节制。孟子和王阳明提醒我们，不能将自己降格为一个知识能力主体。即便某一天我们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们仍可以坚守人的位格，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人机之辨的角度看，相较于智能，正是“恻隐之心”“仁”“良知”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除此之外，人之不同于机器人等智能体，更在于人的身心结构有完全不同的面向。正如秦子忠所说：“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认知能力的发展，还是感性能力的发展，而那些不可程序化的激情、顿悟、灵感等人类特有的情感因素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稀缺资源——他们构成了人类的复杂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因素的发展与培育，也构成成人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人的现实存在又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这就涉及广义层面的身心工夫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哲学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无论是《易经》讲的“慎言语、节饮食”、程颐讲的“平嗜欲、节饮食”，都表明中国哲学强调修身之学。先秦时期，荀子就已经提出了一套“治气养心之术”，宋明理学家更是发展出一套主敬涵养、存理灭欲的工夫体系。此外，佛教、道教也各自提供了诸如静坐、调息等修心养生的工夫法门。“以佛修心，以道养身”构成中国哲学身心工夫的内在构成部分。这些传承千年的古老智慧，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可以为人类修身养性、变化气质，提供系统的方法论指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论述所说的人，更多地侧重个体的人。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始终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更多强调人与他人的共在关系。在先秦儒家那里，人的存在被放在“身—家—国—天下”这一结构中加以思考。因此，成人（个体的自我实现）构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样一种观念强化了个体对家庭、国家、社会的责任意识，同时也为个体存在意义的安顿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国哲学不认可灵魂不朽，而是将立德、立功、立言看作真正的不朽。宋明时期，基于气化宇宙论，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观念，二程、王阳明等人也主张“万物一体”。这种观念实质上强调人与他人，乃至天地万物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连接感与共在感，整个宇宙被理解为人类的共同家园。在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人类的智能与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个体的有限性则被无限放大。在这一背景下，人的孤独感、脆弱感也被不断增强，日益陷入虚无主义和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国哲学对人类的不朽以及对人类的家园意识的理解，或许可为克服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无主义和无家可归状态提供思想资源。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