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无线电通信事业，但早期由于技术、人才等限制，直到1929年才在上海秘密组装了第一部无线电台。1931年11月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苏区无线电新闻传播业的正式起步。1937年1月，红中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以下简称“新华社”）。七七事变后，随着新华社各地分社（报社）与几大联络台相继投入使用，一个通联全国的无线电新闻台网基本建成。

　　1929年秋，在周恩来领导下，李强、张沈川等在上海利用组装的一台收报机，开始抄收旧金山、伯力等地电台播发的外语新闻，这是党利用自设电台从事新闻收报的最早记录。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与外国通讯社电讯；同年11月7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后，红一方面军开始以红色中华通讯社名义对外播发大会新闻。在此前后，由于鄂豫皖、川陕、湘赣和闽浙赣等几个革命根据地都曾利用无线电台抄发新闻，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上述地区的新闻交换得以通过红色电波实现，各根据地报刊也能偶尔刊载其他根据地新闻，极大丰富了党报党刊的信源。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中社播发新闻的工作停止，但仍在抄收新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无线电播发新闻的工作随即恢复。

　　此后，各抗日根据地无线电台的数量与功率稳步增长，各根据地新闻电讯交换愈发畅通，新闻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新华社首个分社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建立的红中社西安分社。该社仅存在几个月，就随着事件和平解决而结束。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报社有中央军委配备的无线电台。同年10月，经北方局决定，该报的华北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电头播发。当时华北分社没有独立机构，与报社合一。由于地址在晋东南，总社早期曾称其为晋东南分社。1941年初，华北分社改称华北总分社，报社与通讯社仍合在一起。该社电台除与延安总社联系外，还与晋察冀、冀鲁豫、山东、冀中、冀南、太岳等地电台通报联络，交换新闻。

　　与华北分社类似，抗战期间，新华社冀中分社、山东分社、晋冀豫分社、太岳分社、晋西北分社、晋察冀分社和华中分社先后成立。这些分社都是在本地党报的社内无线电收发台基础上设立，建成后与报社一起工作；各分社（报社）电台不仅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还与其他根据地通讯社电讯联络，并接受延安新华社业务指导。新华社的重要文件或新闻电讯经几大分社抄收后在本地党报发表。有时地方分社抄收的国际新闻还能补充延安新华社电讯不足，甚至纠正其翻译不准确之处。

　　无线电新闻多用明码传送，只要发出，就会被外部电台接收并解码。抗战时期，党的无线电台网建设进展顺利，但也出现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有鉴于此，1941年、1942年，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在中共中央的严格要求和指示下，新华社加强了对各地分社的业务指导和管理，逐步把具有全党、全军和全国性质的重大新闻发布权集中到总社，统一了各根据地的新闻广播。

　　贯彻上述指示，1941年7月，新华社第一个与分社联络的通报台建成，不仅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补漏纠错，还向分社发布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到1942年底，延安新华社已与晋东南新华分社等九地建立了通报台，为加强总社与分社联系、指导分社业务、建立统一发稿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各根据地办报办台起到了定调导航作用。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外播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的诞生。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日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同样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和日伪当局的阻隔，其国语播音和日语播音在国统区、日占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机器故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3年春天暂停播音。1944年，该台发射机经过技术改造后，第一次定向向美国旧金山播发英文新闻，呼号为“CSR DE XNCR”。美国的一些电台记录与保存了延安台电讯稿。

　　抗战时期，党在各地的无线电台设立、调配及新闻收发及电台维护工作均由中央军委三局负责。这是由于当时无线电通讯器材稀缺，多数电台都是军队战利品，由军委三局统一管理调配可实现最大限度利用。各部队在作战时也通过自设新闻台拍发电讯。如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不仅用军中电台抄收新闻，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还曾设立一部新闻台收发新闻，呼号即为“CSR-4”——“CSR”为红中社呼号，“4”代表红四方面军。《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关于各战略单位成立新闻台的决定》则规定：“此间新闻台拍发电报用新华社华中分社名义，一师用苏中分社，二师用路东分社，四师用淮北分社名义。”说明当时各军部的新闻电讯与新华社呼号有时是交叉混用的。

　　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无线电新闻传播台网的建构，不仅极大丰富了各地党报党刊的新闻信息，也极大扩展了党的新闻传播范围。在当时，电台发电机和收发报机被各根据地报社、通讯社当成“命根子”。各根据地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下，很难及时了解党中央和外界的最新消息，报纸新闻的及时、准确、全面发布更是难以实现。新华社各地新闻台网建成后，上述困境得到很大缓解。而党中央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不仅保障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及时正确发布，也使重要消息第一时间传达给各根据地并见报登载。中国共产党用远逊于对手的无线电设备，打造出了一套既集中统一又灵活高效的新闻传输网络，保障了战时中共中央与各部队、各新闻机构之间的顺畅联络，改善了各根据地的办报办社条件，提高了党的报刊通讯社及电台的传播力、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