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概念源于1997年牧野二雄出版的《数字游民》中对数字化生活方式的设想，即凭借数字技术、以数字劳动为前提，追求自由流动，能在多元时空保持工作连续性。本文将从旅行文学的叙事重构这一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数字游民时代旅行文学内涵发生的变化。

　　通过借助无处不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数字游民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工作，他们向往自由，具备冒险精神，同时又想逃离传统工作环境。他们移居的动机包括追求更低的生活成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个人项目的实现。而宜居的城市、充满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则成为多数数字游民在迁移过程中首选的移动场域。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他们穿梭于不同地点之间的动力源于对生活的向往，而非仅仅着眼于就业机会。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与旅行方式，引发了旅行文学叙事空间的深刻变革。

　　在叙事主题方面，传统旅行文学常聚焦热门景点，如《马可·波罗游记》聚焦当时元朝热门的繁华都市，围绕城市外观、历史变迁、文化风俗展开叙事；而《徐霞客游记》多以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记录所见所闻，如“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读者以旁观者角度感受黄山的壮美。而数字游民通过对小众、偏远地区的关注以及深度体验的旅行方式，使旅行文学的主题更加丰富多元，比如深入探寻当地独特的宗教文化，记录宗教仪式、建筑神话传说及传统手工艺品在宗教节日中的特殊用途；关注当地教育资源的匮乏问题，描述孩子学习场景、村民改善教育的努力与困难，引发社会思考。在叙事视角上，数字游民常以第一人称视角详细记录旅行中的情感体验，如初登偏远海岛的紧张兴奋、与渔民交流的困惑惊喜及离开的不舍、邀请渔民分享生活故事等，打破了传统旅行文学的叙事模式，为读者带来了更加真实、全面、深入的阅读体验。

　　数字游民将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工作与旅行的融合，其概念界定也因此呈现出多维度的特征。从工作视角审视，“数字游民”被定义为那些掌握先进技术、能够摆脱传统办公室束缚，通过远程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并借此机会自由探索世界的远程工作者。而从旅行视角来看，他们则是一群持续旅行、长期不固定居住于某一地的新型旅游群体，享受着在路上的自由与无拘无束。学者们进一步提炼出数字游民工作的核心要素，涵盖了数字工作的灵活性、零工经济的参与度、游牧工作的生活方式、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精神以及全球旅行的广阔视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零工经济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壮大，为数字游民群体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使他们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对于数字游民而言，在物理实体空间、组织环境以及网络虚拟空间之间自由穿梭，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他们内心深处对自由与自主性的渴望体现。个体的高度流动性、职业选择的灵活性以及工作安排的自主性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数字游民复杂多变的身份特征。这种身份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在旅行文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促使作者重新审视和构建关于身份认同的叙事。

　　传统的旅行文学聚焦于旅行者在异国他乡的奇遇和见闻，而数字游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一的叙事模式。数字游民的身份流动性要求作者在叙事中更加注重旅行者的多重身份和复杂情感，从而构建更加立体和真实的身份认同叙事。以一位数字游民兼自由撰稿人为例，他在世界各地承接项目的同时进行创作。在旅行中，他既是游客，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和美食，情感上流露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又是工作者，与当地人合作交流项目事务，身份认同上存在双重矛盾，既要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又要顾及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还是跨文化的传播者，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互动，进一步丰富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此外，在数字游民时代的旅行文学中，身份构建还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来实现。数字游民通过在社交媒体等平台精心选择内容，强调自由、享受、冒险和健康生活等积极的方面，以塑造其旅行者的形象。他们注重内容的真实性，以维持与受众的良好关系，并通过展示日常生活和私人侧面来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数字游民利用社交媒体的不同功能来增强互动性和可见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参与。他们通过旅行文学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保持对受众反馈的敏感性，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相关性。这种身份构建过程不仅反映了数字游民在流动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也展示了他们在旅行文学中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与读者建立联系，传递灵感和有用的内容。

　　在探讨数字游民现象时，其心理需求对旅行文学叙事重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数字游民的自主需要促使旅行文学更加注重个体自由与内心探索的叙事。他们渴望逃离内卷环境，追寻内心的真实声音，这种心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对主人公自我发现与成长历程的深入描绘。旅行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移动，而是成为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实现内心自由的途径。

　　社会发展对于个体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这让旅行文学中的主人公形象更加立体，展现了数字游民通过专业技能实现远程工作、经济独立，并在旅途中不断挑战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文学作品通过描绘这些挑战与成就，展现了数字游民的职业素养与生活态度，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可信。此外，是否满足社会关系的需要则促使旅行文学在叙事中强化了社交互动与归属感的重要性。享乐需要也深刻影响了旅行文学的叙事风格。数字游民追求生活愉悦感与幸福感，他们亲近自然、体验不同文化，这种心理需求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对美景、美食、文化习俗的生动描绘，以及对主人公内心感受的细腻抒发。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情感层次，也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旅行的魅力与意义。

　　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创作旅行文学的人群已不再局限于专业作家，数字游民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新兴力量。远程工作平台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全球范围内丰富多样的工作机会，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兴趣选择适合的远程工作项目，实现跨地域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在线协作工具提升了数字游民之间的远程协作效率，使他们能够实时沟通、共享信息、协同编辑，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数字游民利用社交媒体、博客、视频日志等数字媒介，记录和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叙事风格，成为了“现代业余写作群体”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旅行文学的表现形式，还通过广泛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其影响力，推动了旅行文学在当代社会的繁荣发展。

　　在数字游民时代，数字游民具有流动性、多样化和数字化特点，对旅行文学叙事重构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数字游民作为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新形态下的产物，可以有机会亲身体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当地人互动、感受当地的文化，确保旅行文学叙事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数字游民是依托数字技术体系的媒介化生存群体之一。从本质上而言，数字游民是一种数字化、互联网化、社会化分工的新事物。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多元的叙事渠道和叙事范式，拓展了旅行文学叙事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叙事内容呈爆炸式增长。

　　然而，数字游民在旅行文学叙事重构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在未来技术赋权、劳动的去空间化与自身反内卷的思维的促进下，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数字化的双向奔赴，“数字游民”与“新乡民”身份的结合，将实现从“数字游民”到“数字乡民”的身份转变，进而实现旅行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建立社会联结，提供有利环境，为数字游民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作者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