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学可以从宽和严两个标准来理解。从宽的标准看，凡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加以阐发、论述的文章、著作、论说皆可纳入之。无论是训诂抑或义理、长篇还是短札，甚至感悟之言，凡有意义和价值者，皆可纳入四书学，其时间范围是自此四本著作产生之日起，其空间亦不限于中国。从严的标准来看，四书学是经学发展到特定时期，即南宋朱熹那里才产生的一套新的经学系统。朱熹合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之作注，形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才标志着“四书学”的真正形成。其具体时间当在朱子晚年，我们可大概以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朱子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二书及作序为节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四库馆臣简要交代了四书的历史，揭示了四书学的两个重要节点：一是朱子于淳熙年编辑注释四书；二是朱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元代中期，元人恢复科举，四书被正式纳入科举，成为官方之学，获得制度保障，成为士子必修的公共知识。根据《明史》将“四书”作为经部单列的做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设立了“四书”类，这一新创的门类是根据现实情况而发。

　　四书之学，用来指称前四书学时代关于四书的研究。它与四书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此时其实并无“四书”，四书之学的“四书”并非一个专名，而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统称。在四书之学的时代，中国思想学术的重点在五经，《论语》《孟子》还只是配角，《大学》《中庸》则作为《礼记》中的两篇而存在。就研究方法而论，四书之学的研究以章句训诂之学为主，四书学的研究则以义理之学为主。就研究取向而论，四书之学并无四书一体关联的意识，而是分散而论，四书学则视四书为一思想关联紧密的整体。

　　就四书学分期来看，我们采取以朱子四书学为中心的视角，将之分为前朱子四书学、朱子四书学、后朱子四书学三个时代。朱子四书学是两宋思想的产物，是对北宋五子思想的综合创新，是朱子在与同时代学者的思想碰撞中形成的，并得到其弟子的大力阐发、弘扬。故朱子四书学可以分为前于朱子的北宋四书学、南宋朱子时代的四书学（包括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南宋朱子去世后的四书学（以朱门弟子黄榦等为主）。两宋作为一整体，贯穿朱子四书学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整个过程。

　　朱子认为，就北宋学术而言，发生了由西昆体的文学转向三先生经史治道之学，最后发展至二程理学这三个逐层递进之过程。三先生之学重视明体达用，强调治道，突出政治关怀，虽然有关于《中庸》《论语》的诠释，但在经典取向上实以易学与春秋学为中心。作为道学开山的周敦颐、张载、邵雍同样重视《易》《庸》之学，注重天道论、本原论、境界论。二程对四书有非常重要、深刻的洞见，但并无专门阐释四书的著作，而是通过对《四书》义理的阐发表达看法。二程是否把四书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这一点似乎不太明显。他们当然重视《大学》的学习，其弟子有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之说，且二程对《大学》皆有不同改本，尤其是伊川，对格物作出了深刻论述，二程构成了朱子解《大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二程对《中庸》给予了高度重视，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论道之书，还对《论语》《孟子》皆有深入论述。应该说，二程的四书学呼之欲出而未出，只等待朱子提出系统化的四书学。就四书研究而言，二程与朱子的最大差别在于：二程以理论的创造发明为宗旨，借助经典诠释来证成其所体贴的天理之学，其意并不在建立一套经典之学，不以著述为追求。二程的做法代表了传统学术中重哲学的主流，陆象山、王阳明皆是如此。朱子则自觉地从事经典注疏之学，且以呈现经文本义为追求（尽管客观上并未获得认可），主动吸收汉唐古注，这一点继承了汉唐经注的做法，而不同于二程。但在解经思想上，他则以二程理学为主导，以传播二程理学为己任，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二程理学。故朱子四书学是经学与理学双向结合而构成的有机体系。当然，二程弟子谢良佐、尹焞、杨时等皆有关于四书的诠释，对朱子的四书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朱子四书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朱子去世后，朱子弟子及再传努力弘扬朱子四书学，尤以黄榦一系表现突出。黄榦著有《论语通释》及相关讲义，虽被公认为朱子嫡传，但他对朱子四书学却有着严肃的反思态度，提出了批评性看法，这一做法影响了他的弟子。当然，黄榦一系对朱子四书学的批评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商榷性的，目的是完善朱子的注释，仍然是奉朱子为主，这与明清学者的批评不同。朱子另一杰出弟子陈淳具有很强的护朱情结，极力抨击象山，《北溪字义》是其代表作，实质上是对朱注四书中核心字义的再诠释，主要以阐发朱子之说为主。由此，字义体成为朱子弟子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一个重要体裁。精心选择朱子之说以解释朱子四书学，成为后世诠释朱子最主要的方式，由此形成了“集”字系列，如吴真子的《四书集成》，该书在当时影响颇大。而蔡模《孟子集疏》同样谨守朱子一家之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视朱子编注四书如经，故名其书为“疏”，颇重其家学。影响颇大的是赵顺孙《四书纂疏》，该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视朱注为经的态度，认为朱注“浑然犹经”；二是保留了大量朱子弟子之说，较黄榦、真德秀等直接以朱解朱不同，进入了以朱子弟子解朱阶段。真德秀对朱子四书学的研究在体裁和视域上具有开拓性。他的《四书集编》主要通过对朱子分散在各处的说法加以选择，其突出的贡献是“铨择刊润”。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非常重视张栻之说，他对朱子的不满常常通过选择张栻之说来呈现。真德秀对朱子四书诠释的另一贡献是，其《大学衍义》开启了《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向度。这可能是受朱子《经筵讲义》主讲《大学》的影响，但朱子所讲止于诚意章，突出了《大学》心上功夫的修身意义，对治国平天下并无甚着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并非阐释《大学》文本之作，主要是以《大学》经文为纲领，嵌入经史著作中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文句，作为帝王治国资鉴，故被归为史部而非经部。该书因适合帝王治国之教本而大受欢迎，由此衍生了系列著作，如明代邱濬《大学衍义补》即是效仿之作。

　　后朱子四书学时代则是元明清时期。元代虽然存在时间不足百年，却是朱子四书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最突出的表现是，这一时期朱子四书学确立了在官学中的独尊地位，进入了科举这一最重要的教育体制中。官方规定，“《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元代名气最大的朱子学者为许衡、吴澄，然而前者以“直解”之名，主要对四书开展通俗普及工作，后者重心则在五经，并无专门的四书之作。元代四书研究最有成绩的是新安朱子学者，此外，元代的四书考据学也很有成就。

　　在四书学、四书之学以外，有学者提出“《大学》学”，认为它是“儒学代数学”，这个说法意在强调《大学》对于四书或者儒学的纲领性意义。这就涉及“《大学》学”与四书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四库馆臣已经处理了。以朱子四书学为尺度，如果我们确认在朱子之后有关四书的研究都无法摆脱朱子的影响（尤其考虑到科举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那么前朱子的四书之学所遗留下来的有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诠释性著作真是寥寥无几，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其实，所谓“《大学》学”的内涵，也来自朱子对《大学》的评价，诸如地契、菜单、行程历等，可以说，离开了朱子对《大学》的创造性贡献，是不可能有“《大学》学”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为了突出《大学》的重要性而揭示一个自朱子之后的《大学》诠释史，但这个“《大学》学”并不能独立于四书学之外。它仍然是四书学下的一个子集，即四书学下的“《大学》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