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常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之一，也深刻影响了其间部分地区的社会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分析方法的演化是反映经济思想更新、审视思想与制度互动的重要线索，它在属于它的历史时期依然具有理论价值。

　　分析财富生产

　　分工学说是阶级分析方法的思想导源之一，而对分工予以详细论述的首推亚当·斯密。《国富论》开篇就提出，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技术、判断力的提升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至于分工的原因，斯密认为是人类互通有无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人类的利己心引起的。从对分工问题的认识来看，斯密的观点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分工的论述颇为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证了分工的必要性，并指出一个人从事何种行业有赖于个人秉性。柏拉图的分工思想不仅反映了城邦之间的交易是当时获得资源和商品的方式，而且肯定了个人欲望的满足是交易成行的前提。斯密对柏拉图的分工思想的理解，应该受到了他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和好友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对分工问题的看法还受到古罗马哲学思想影响，哈奇森更是直言他的思想汲取自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

　　在《国富论》中，斯密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分为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他们的收入分别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对于社会阶级划分的经验认识或许来自法国重农学派。在着手撰写《国富论》之前，斯密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杜尔阁有多次接触，他们二人对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的认识。魁奈在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中，将社会划分为农业阶级（生产阶级）、工业阶级（非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并扼要地解释了总产品在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以及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虽然杜尔阁并非魁奈的门徒，但他作为重农学派主张的实践者，提炼、修正了前者的理论，并对重农学派的观点进行了透辟的阐发。杜尔阁在1766年出版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发展了魁奈的分工学说，从农业阶级和工业阶级中区分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并把自由竞争原则推广至工人和企业家的关系中，阐述了财富在生产阶级或农民阶级、工业或商业阶级和自由支配的阶级或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生产与分配。而斯密旅法期间，杜尔阁正在结合行政事务中的实际经验从事该书的写作。这一时期英、法经济学者较为共同的思想特征之一是，通过阶级分析来阐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财富生产、分配领域的相关问题，而既有经济思想中的社会分工学说是其理论基础。不过，通过比较重农学派和斯密的阶级划分方法不难发现，前者的分类偏重于社会中生产手段的不同，而斯密对阶级的区分主要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收入来源的差异。

　　思索社会改造

　　与经济领域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英、法部分政治领域问题关注者借助阶级分析方法探讨了政治制度作为社会财富权利维持机制的演化问题。如1767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其所著的《文明社会史论》中解释国家产生时提到，随着社会经济进步、财富增加，原本共有的财产逐渐私有化，财产所有的不平等遂催生阶级分化，为维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创设了有关法规，社会秩序法治化国家出现。可见，弗格森并不像他的好友斯密那样热衷工场手工业生产形式下的分工产生的益处和财富累积问题。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观的反对者之一西蒙·林盖特在1767年出版的《民法根本原理》中指出，国家是以财产多少、阶级差异为基础维持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并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杜尔阁粮食自由贸易政策的抨击者雅克·内克尔在1775年发表的《关于谷物立法和贸易》中解释“市民制度”产生的原因时，秉持与弗格森类似的观点，即认为社会制度是为保护有产阶级即有生产资料者的权利而设。不难发现，18世纪后期，政治问题关注者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像经济领域问题研究者那样或多或少地因袭了之前的思想，他们几乎全然摆脱了中世纪乃至更早期思想的影响，不单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乃至眷注资本主义之前的公有形式，“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正因如此，马克思将他们称为“18世纪的预言家”，并批判地吸收了其中一些思想。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加布里埃尔·马布利等人，与一些启蒙思想家主张取缔贵族特权、废除私有制的看法一致。法国大革命后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多次爆发。为此，不同政见的主张者提出了使经济回归正常秩序的相关对策，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为广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阶级分析方法融入他们引导无产者改变政治、经济地位的各类方案中。1802年，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圣西门发表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书中将人类分成学者和艺术家、有产阶级和除前二者之外的所有人三个阶级，呼吁第三个阶级通过学习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等方式来打破有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思想，该思想在后续的《19世纪科学著作导论》和《实业家问答》中得到延展。不过，圣西门认为，为了减少破坏，阶级斗争可以采取和平手段，体现了一定的软弱性。需要强调的是，19世纪前期，由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也全然有别，以致在当时的著述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隶属并不像后来那般明确。不同于《实业家问答》中描绘的实业阶层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尚未出现明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的法国，在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治地位，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陆续出台了剥削无产阶级的政策法规，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反抗。所以，一些思想家此时已然视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对立阶级，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使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清晰。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论著中引用了弗格森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对杜尔阁等的观点进行了评论。同时，他们批判地吸收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以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局限的洞察力提升了阶级分析方法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批判过把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抽象为“人民”而不进行区分的做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还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使阶级关系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阵营，工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且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剧，这是资产阶级难以克服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贡献，并强调“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一《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属于马克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生成、转型与当代价值研究”（24BJL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