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常见的从生产力（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出发去测量新质生产力的做法在理论上值得商榷，因为投入劳动过程的要素本身并不能保证一定有积极的产出效果。新质生产力之新，关键在于其效果与众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现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与利润率协同快速增长，这就需要生产性积累体系予以支持。

　　作为增长动力的生产性积累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积累过程经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持续进步。这里的资本积累当然是指产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资本积累，也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生产性投资（以固定资本形成为标志）导向的资本积累。不仅如此，生产性资本积累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驱动力。生产性投资增加，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之间还会由于“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 Law）出现正反馈效应，从而推动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不足，这种认识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消费不足论”殊途同归。事实上，尽管生产性投资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但未必会导致劳动后备军增加、工资下降和消费不足。

　　一方面，生产性投资在导致某一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作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一些工人会被机器替代，从旧的产业部门流出。但是，正如马克思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互动理论所表明的，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企业会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不断开辟新产业部门（反过来又扩大旧的产业部门）而引起的，由此旧产业部门获得了新的市场。因此，生产性投资有可能会扩大市场需求，增加就业和工资。

　　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未必与劳动者对立。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区分了机器的使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谓资本主义使用是指机器的设计是以降低工人技能和替代劳动为目的，因而生产性投资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少对雇佣劳动的需求。但是，机器的使用也可以按人—机协作的方式进行，实现一种劳动者和机器之间的合作、兼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会协同增加。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产业发展史显示，虽然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中往往呈现出人—机对立模式，但德国和日本的工厂曾经接近人—机协作模式。

　　积累体系的类型及其影响

　　正如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强调的，资本积累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其顺利进行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资本积累体系是制度和政策塑造的结果。从现实中看，世界范围存在生产性资本主导的生产性积累体系和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积累体系，并且两种积累体系之间存在竞争，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从全球资本积累的运动轨迹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直是金融化主导的资本积累体系，迄今也未发生逆转，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全球生产性投资下降，资金更多流向金融部门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行逻辑的影响，中国的积累体系会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主导性积累体系的影响。如果中国想要走出与之不同的发展路径，就势必需要对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历史地看，1978—2008年间，中国的积累体系一直是生产性投资主导的积累体系，也常被称为资本深化型增长模式。这就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积累模式截然不同，表现出高度的发展自主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了近30年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投资和消费协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特征，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恰当的制度安排。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化积累体系对中国积累体系的影响不断加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生产性积累模式造成了强大冲击，中国的积累体系开始出现一系列金融化积累模式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理论视角看，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岗位下降和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化积累体系对生产性积累体系的冲击。这意味着，重塑生产性积累的发展轨道，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增长、释放需求潜力和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来说至关重要。

　　加快重塑生产性积累体系

　　加快重塑生产性积累体系，关键就在于促进经济中的生产性投资，抑制金融化扩张造成的“脱实向虚”。关于遏制金融化扩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多次强调“防止脱实向虚”“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等理念，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和资本治理的政策。在大的方向上，党和国家始终在努力塑造生产性积累体系。在具体举措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启示。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积累的社会结构，即制度安排主要由四个维度构成：第一，资本—劳动关系，即在生产组织中的劳资关系；第二，资本—资本关系，即现实中的市场结构；第三，本国—外国关系，即国家通过政治或军事实力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第四，资本—公民协议，即本国公民可以诉诸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规制资本的权力。

　　具体到我国，第一，国家可通过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第二，国家积极引导行业协会的建设，增强行业协会对市场结构的优化，减少恶性市场竞争。第三，国家应实施恰当的产业政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要维护好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利益，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提供强大的后盾。第四，加强企业党组织和基层工会、团组织、企业代表组织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对于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的积极作用。这些措施会通过实际工资、劳动强度、贸易条件、利润税率和产能利用率与生产技术选择影响利润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利润率对于资本积累（投资）的决定性影响，主要关注历史利润率。凯恩斯的投资理论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则是预期。如果说历史利润率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预期则反映了企业对当下和未来的判断。因此，分析投资时需要在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基础上兼顾凯恩斯强调的预期因素。这意味着，除了推动利润率提升，还需要考虑如何提振企业的预期。国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在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时增加生产性投资，缓解生产性投资不足问题的同时发挥改善预期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加大政策支持，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稳定市场预期，调动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

　　这样，通过重塑生产性积累体系，并配合恰当的政策安排，我国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与利润率协同快速增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