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为了全面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的“荒谬”思想，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撰写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后来的很多政治经济学重要观点在此时已经有了雏形。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在《哲学的贫困》中还处于萌芽的内容，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实现对劳动价值论态度的转变

　　在撰写《哲学的贫困》的前几年，尤其是在《神圣家族》问世之前，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持质疑态度。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批判都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在批判蒲鲁东并阐发新论点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步实现了由劳动价值论质疑者到拥护者的转变。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是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乌托邦式解释。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的公式，甚至能够用来解释与他的公式相抵触的经济现象，从而证明其推论的真实性，这也是他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科学体系的原因；反观蒲鲁东，撇开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不谈，却要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不以现实社会作为出发点，却要把构成价值当作出发点再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以任意的假设对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进行歪曲和捏造，“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另一方面，马克思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批判了蒲鲁东“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蒲鲁东认为，不但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而且任何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对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做结果”，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比较了首饰匠的劳动日和织布工人的劳动日，指出虽然复杂劳动日与简单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但如果要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这个尺度表（即一个复杂劳动日等于多少个简单劳动日）由竞争来决定。

　　显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萌芽

　　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过程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萌芽逐渐显现于《哲学的贫困》。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唯心主义。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将经济范畴认定为一种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与蒲鲁东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研究问题，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结果，“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产生，生产方式将发生变化，社会关系也将随之变化，经济范畴是人类不断按照新的社会关系而创造的，因此经济范畴是历史的、暂时的，绝不是不变的、永恒的。此外，蒲鲁东将各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分工、竞争等生产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用一个个经济范畴就可以对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对此，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要基于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对生产关系进行总体考察。因此，《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辩证法。蒲鲁东自认为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建了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结果却歪曲了原义。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将任何经济范畴都机械地区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并认为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仅仅是好处和坏处的总和，而“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成为解决经济范畴固有矛盾的办法。蒲鲁东还认为，不同经济范畴之间也有矛盾，一个经济范畴将成为另一个经济范畴的“消毒剂”。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矛盾运动的实质在于内部的矛盾斗争推动其自身的发展，而蒲鲁东提出“消除坏的方面”就已经切断了矛盾运动，“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成为徒劳之举，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浮于表面的拙劣模仿早已使自身陷入了用常规办法难以摆脱的困境。由此，经济范畴的矛盾运动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新观点。

　　形成若干“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此前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得到了概述。这些“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体现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货币。“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因此金银成了蒲鲁东“构成的价值”的最初应用，但他没有认识到金银能够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的本质原因。马克思指出，金银能够交换是因为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不是由其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所决定。第二，关于劳动的剩余。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劳动剩余价值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产生的错误观点，指出只要新的生产部门利润高于其他部门，资本就会涌向这个新的部门，直到此部门的利润率与其他部门持平。第三，关于分工和机器。蒲鲁东认为“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蒲鲁东的历史唯心主义，指出人们所拥有的工具不同而决定了分工的不同，例如“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第四，关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蒲鲁东竭尽全力地想要证明竞争的永恒性，但无法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一些“十分可笑”的形式；二是蒲鲁东把资产阶级的垄断看作粗野的、矛盾的垄断，但他陷入了与其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马克思认为竞争和垄断的“合题”是运动，“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第五，关于所有权或地租。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谈论的所有权并不是一般的所有权，而是土地所有权，即地租。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是在不同时代中依靠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第六，关于罢工和工人同盟。蒲鲁东声称，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只会产生“生活必需品的涨价以致物资匮乏”这一种结果。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通过论证指出，普遍提高工资只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且，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同盟是为了消灭内部的竞争，以便齐心协力与资本家竞争，实现阶级的解放。

　　（作者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