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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探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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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美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前沿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学术圆桌对谈（第1期）”近日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法治与政策——社会治理现代化”议题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要通过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法治建设深化、科技融入治理、基层党建夯实等多维举措破题，也要以严谨学术标准与问题导向，为实践创新筑牢长效学理根基。
　　明晰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定位与实践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论述深刻阐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维度，更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张冠梓表示，社会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社会治理中鲜活的实践创新，需通过深度学术研讨完成系统性理论转化：一方面要提炼其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将实践成果上升为理论范式；另一方面需直面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如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畅、科技应用背后的技术伦理风险、治理全过程法治保障不足等，为破解难题提供学理支撑。
　　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深入剖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机制，尤其是治理主体培育与效能转化路径，对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至关重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将“带头人机制”界定为解读中国基层治理逻辑的标识性概念。他认为，“带头人机制”的核心在于党组织通过“选育管用”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基层治理主体的系统性再生产；而其治理效能的释放，则依托三条关键转化路径得以实现：一是价值转化，即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向民众可感知的治理绩效转化；二是组织转化，即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跨主体协同的横向治理网络；三是动员转化，即实现政治动员模式向常态化、规范化的制度化治理能力转化。
　　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多元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化推进需以多元实践路径为依托，从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法治框架系统性支撑到技术赋能精准适配，构建多维度协同发力、各要素联动推进的治理格局，实现路径间的互补与效能聚合。
　　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中认为，构建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是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环节。“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典范，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样本。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保障。从法学学科视角搭建理论框架，能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规范指引与逻辑支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徐汉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学体系的命题，并进一步凝练出“六个维度、十九论体系”的社会治理理论系统。他表示，该理论体系内容既涵盖社会治理的基本命题、政治保证等价值内核，也包含顶层设计、实施方略等实践路径，更涉及重点领域治理与辩证方法运用等关键议题。
　　“无法治现代化则无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副主任余少祥提出，要以立法完善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路径填补制度空白：一方面应推动专门性立法的制定，如构建契合中国语境的“见义勇为法”，为道德行为提供明确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需强化法律责任体系的惩戒力度，通过提高违法成本，实现对各类侵害权益行为的有效规制，最终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
　　以技术赋能驱动治理变革，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发展路径。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技术在释放效率红利的同时，亦催生治理场景中的新矛盾与新风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跃洲建议，要构建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治理路径：通过搭建动态协调机制，整合内容审查、负面清单管理等多元规制工具，形成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的系统性平衡框架，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也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延东明确提出科技创新作为一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复杂社会实践，其风险治理的重要性需与创新发展本身形成协同适配。在治理机制构建层面，应以多主体协同为核心，搭建涵盖政府、市场主体、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及公众的多元共治网络，并引入“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作为治理框架的理论内核。
　　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根基
　　关键领域治理的突破与学术研究的规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保障。边疆、农村等领域存在独特治理难题，需针对性探索解决方案；而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则为治理实践提供可靠学理支撑，二者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边疆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面临多元文化融合难、经济发展速度慢等挑战，精准锚定核心突破点，对加快边疆治理现代化步伐至关重要。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向芸表示，话语协同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之一，需将其置于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位置。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应强化国家治理话语与边疆地方治理话语的法理对接，实现治理规则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调。
　　农村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破解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核心矛盾、明确党组织角色定位，对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改伟认为，应依法确立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角色认知偏差引发的治理权责边界模糊问题。
　　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获取有效学理支撑的关键。当前该领域的认知误区需尽快纠正，才能清晰界定研究的方向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主任韩克庆认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需严格遵循“概念严谨性、逻辑完整性、结论可验性”三大原则，摒弃空泛思辨，回归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范式。 
【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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